■徐迅雷

相互妥协、相互让步，最终达成最大公约数，这恰是“扩万古之心胸”，是最务实的“经世致用”。

新旧交替，风云际会；中西碰撞，云谲波诡。西方文化、器物经济、列强大炮这三者同时出现，让近代中国的中西交往和文化碰撞产生了极端的复杂性。

烛千年之暗室，扩万古之心胸——这就是转型期智识者所谋所图的“志”！

思想家亦是文学家，“文质彬彬”的魏源本身是诗人，在他的诗中名句迭出：

“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主意不定，时战时和，进退失据，如同在同一个锅子里放置冰块和热水，十分荒谬可笑。

“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敌人兵临城下，城上还树立着旌旗，城下却订立盟约，可战而屈辱求和，显然更加可耻。

在诗中抨击“和”“盟”，那么魏源是简单反对“和谈”“议和”吗？不是的，他嗤之以鼻的是荒唐的投降主义。在《海国图志》《议款》篇中，他明确反对“款于必不可款之时”。

款者，通也，交也，和也，是一种策略、方法、手段。魏源的“以夷款夷”，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以夷和夷”，是他的一种“大外交”政策。“和夷”，是“议和”“和谈”，不是投降，而是一种对外策略，是对等的外交谈判。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没有妥协，也就没有和平。“和夷”是一种妥协；外交、外贸都离不开妥协的精神。相互妥协、相互让步，最终达成最大公约数，这恰是“扩万古之心胸”，是最务实的“经世致用”。

笔者将魏源的“以夷款夷”，视作他的“大外交”政策，盖因其中包含了军事、外交、外贸三大领域。战争形态，不外乎三——“战、守、和”，如果你仅仅想到“以夷攻夷”肯定是不全面的，军事作为政治的延伸，其实最后往往有妥协，经由外交谈判，签订停战的和平协议。不仅仅是战争形态中的“议和”“和谈”，大外交政策，当然还包括了对外贸易。

魏源的《议款》篇，核心要务就是谈中外贸易，其“款夷”之策，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他希望对外贸易能够走上正规之道，从而让互市各国得利；但他非常明确要禁止害人的鸦片。

无论是战争、是外交还是贸易，可以是“两国关系”——以彼之矛而攻彼、以彼和策而与夷议和，也可以是“三国演义”“多国角力”，不仅仅是“通过一国夷人使另一国夷人与我议和”。

尽管“和”是中国千百年来的普适价值，但国人向来最熟悉的是上下等级中服从的观念，最稀缺人人平等中的妥协意识。有战有和，有攻有款，才是完整的思想策略，魏源想到了。可是，到了那些具体落实者那里，竟然变成了举起双手的投降主义，真理跨出一步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谬误，魏源怎么能不失望呢？

“人生几度三千纪，海风吹人人老矣！”1854年，咸丰四年，已辞官的魏源寄居兴化，治佛学，修净业，不与人事。大凡皈依宗教的智识者，皆有大痛苦。晚岁的魏源，对清政府彻底的失望。他人生最后的这一行动，何尝不是对专制黑暗的无声抗议！同时这是他与人生讲和、和自己妥协，但他所“图”的志不变。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