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机制：政治忠诚、市场能力与社会资本 *

作者：庄玉乙 胡蓉  2021-09-15 14:3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什么人会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沿循政治精英形成的三维路径，本文分析了政治忠诚、市场能力和社会资本与农村政治精英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利用对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1047位村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发现，政治忠诚方面，党员身份和较高的政府信任度有助于个人成为农村政治精英。市场能力方面，良好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所赋予的劳动潜能、家庭经济情况对成为村干部有显著性影响。社会资本方面，父辈不同职业类型对子女能否成为村干部影响显著，亲朋等社交资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结果表明，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可以有效地转变成或被吸纳成政治精英，标志着中国农村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政治生态体系。

[摘要]什么人会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沿循政治精英形成的三维路径，本文分析了政治忠诚、市场能力和社会资本与农村政治精英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利用对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1047位村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发现，政治忠诚方面，党员身份和较高的政府信任度有助于个人成为农村政治精英。市场能力方面，良好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所赋予的劳动潜能、家庭经济情况对成为村干部有显著性影响。社会资本方面，父辈不同职业类型对子女能否成为村干部影响显著，亲朋等社交资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结果表明，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可以有效地转变成或被吸纳成政治精英，标志着中国农村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政治生态体系。

[关键词]农村政治精英 政治忠诚 市场能力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3-0088-13

一、问题提出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从集体经济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人民公社到村民自治，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经历了数次重组过程，乡村社会的成员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建设与治理能力的提高。作为村庄治理的领导者，村干部是国家与村民互动关系中的主要联结点，他们在农村公共权力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村干部由谁出任？其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事关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民的自我管理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现有对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中，有一些已经探讨了乡镇如何选拔和推荐村干部，以及乡镇、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在推举村干部过程中的角色互动^[1-2]。但这些研究多数将现有的村干部视作研究中给定的参与者，而对成为村干部需要什么条件、谁会成为村干部这些问题上，花费笔墨甚少。个别研究虽有所涉及，却主要局限在对一些地方个案进行深入观察^[3]。为了从更普遍意义上研究村干部的个人特征和成长历程，我们在2014年7月与2015年1月，对5个省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113个行政村的1047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以期回答：一、什么样的人会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相比于普通村民，村干部团体更具备什么特质？二、对于不同层级的村干部（如村支书、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他们的特质有何不同要求，各自侧重点分别是什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7CZZ020）

二、文献综述：农村政治精英及其形成机制

对地方精英的探讨一直是中国乡村研究关注的重点。学界对中国古代时期农村政治精英的相关研究存有三种观点：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大多数史学家们认为中国传统农村处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和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4]。而以黄宗智为代表的乡绅政治论则认为，中国传统农村存在于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结构中，各村庄由士绅形成的乡村领袖管理，乡绅、族长、村长之类的人物是真正的操纵者^[5]。以韦伯为代表的宗族政治论则认为，中国的农村是一个没有朝廷官员的自治居民点，传统的农村社区主要在宗族统治控制下，国家只不过是个放大的宗族组织^{[6]（P84-91,118-125）}。这些理论虽然观点不同，但在关注农村政治如何在国家体系内运作时，均着眼于农村政治精英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上，足见农村政治精英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讨论政治精英的形成与流动，不仅是政治社会学和阶层流动研究的重要话题，更有助于回答在基层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和有效治理。当代学者对中国政治精英的形成与流动的研究中，较早期的有“技术官僚论（Technocracy）”和“二元精英论（Elite Dualism）”两种解释。“技术官僚论”主张将自然科学原理运用到社会管理上来，提倡从工程师、财经专家、经理人等相关职业者选拔政府官员^[7]。“二元精英论”相比“技术官僚论”，不仅强调个人技术能力，还强调政治忠诚（political loyalty）对中国政治精英形成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此论者认为，精英形成有两条区分明显的路径。第一条，对进入具有高声望、一定特权和明显物质优势管理岗位的精英，不仅要求教育等个人能力，而且要求政治忠诚；第二条路径，对于进入高声望却只有细微特权、更少物质优势的专业岗位，则只强调个人能力，而不强调政治忠诚^[8]。学者如魏昂德^[9]、边燕杰^[10]、臧小伟^[11-12]等都从不同侧面证明了在分析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拔过程中，“二元精英论”比“技术官僚论”更具解释力。

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中国的乡村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村民自治制度开始推行并逐渐成为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基础。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运行，中国农村的政治精英吸纳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13]。一些学者认为，在新时期发展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选拔基层政治精英也逐渐趋向功利和实用主义，即强调被选拔的基层政治精英的办事能力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能力，而不再特别强调基层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的忠诚^[14-15]。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二元精英论”仍具备生命力。例如，陈志柔发现那些具有党员身份、接受良好教育并出身于大家族的村民更容易成为村干部；而当选择成为企业家职业时，政治、社会和宗族资本则让位于个人的专业水准^[16]。此外，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生阶层和群体，其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形变，形成了一种私营企业主主政的独特村庄治理模式^[3]。

除上述个人能力与政治忠诚外，社会资本的影响不容忽视。费孝通^[17]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可能通过标签各种亲友关系，如亲戚、同宗、同学、上级、老同事、熟人等，拉近与他人的距离，以形成利益共同体、获得社会认同或者谋取利益。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对于获得社会地位有重要影响，它包含信息、影响力、社会身份和力量增援等^[18]。这种差序格局的非正式关系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张力持续存于中国古代并延续至今^[19]，在多元权力结构下，一些村庄形成了“宗教力量、宗族权威和村委会”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农村基本政治格局^[14,20]。

通过梳理上述不同时期的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和治理方式，可以归纳出相关研究对村庄治理者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对政党是否忠诚、个人的素质与能力（包括受教育的年限、专业素养的培养、人生经历）以及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关于政治精英的这些研究在理论层面已经相当丰富，但也存在一些缺憾，有待进一步推进：一是原本铁板一块的“农民阶层”已经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性质，新兴的农村阶层出现并形成了新的分层方式^[16,21]。但对这些变化的研究，在数量上还不足，远少于对城市变迁的研究。二是虽然相关研究已对农村中的精英分层有所关注，但对政治精英具体如何产生以及具备何种特征还关注甚少。例如倪志伟提出市场改革让社会分层秩序依赖于个人能力而非等级或政治权威，但他们未多关注改革后的政治精英如何产生^[21-22]。只有陈志柔利用数据对农村精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其更多的是将村干部与企业家做横向对比，对于精英的纵向成长历程以及精英间的转化机制还缺乏相应探讨^[23]。三是现有不少研究只搭建了概念框架和进行个案研究，但利用调查数据方式对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探究的还不足。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取综合的视角对农村居民展开大样本问卷调查，以期获得更为丰富的认识。具体而言，本文在研究取向上综合了解释政治精英形成的三个重要模式：政治忠诚、市场能力和社会资本。数据方面，作者在2014年7月与2015年1月，对五个省市（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113个行政村的1047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通过统计结果来呈现本文的结论。

三、研究设计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讨论及对农村现状的调研了解，我们在既有二元政治精英路径模式即政治忠诚和市场能力基础上，增加社会资本的相关因素，形成三元模式，以此揭示在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中，受到政治青睐的成员身具备何种素养及特点。

（一）研究假设

政治忠诚如何影响职业升迁的机会？通常而言，党员身份是反映政治忠诚度的一个明确指标。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党员在职位升迁和资源分配中享有优势，党员身份是分层秩序的重要影响因素。执政党强调政治忠诚原则，发展政治精英优先考虑具备党员身份的候选人^[8,24]。泽林尼和康拉德^[25]吸收了以往的洞见，提出了二元路径模型论断：“专业技术岗位更多地强调教育和知识水平，而管理岗位则更多地强调政治忠诚。”魏昂德在泽林尼和康拉德的基础上，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得出党员比非党员成为干部的可能性要高 ^[8]。政治忠诚的另外一个指标是政府信任程度。那些有着更高政府信任水平的公众，往往更认同政府作为，也更有可能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地方政治精英。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相比非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更有可能成为农村政治精英。

假设1b：政府信任度越高，越有可能成为农村政治精英。

拥有良好的市场能力可以促进个人向上进行社会流动^[26]。市场能力是指个人特征在市场上可能成为交换物的程度，它是由竞争者所提供的资产或服务决定的^[27]。吉登斯认为市场能力是以个人所持有的财产、获得的教育、技术和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是个人在市场讨价还价交涉中的竞争力。他认为市场能力有3种类型：1.拥有生产资料；2.拥有教育与技术文凭3.拥有体力。在中国具体的环境下，个人市场能力被认为是“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将自己所控制的资产产权，包括经济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付诸实际交易的能力。”^[28]从学者们的讨论可见，市场能力强调的是个人以获得的教育、劳动技术和持有的财产为基础的获取资源的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学历是个人获取资源的一个重要凭证^[29-30]。职业经历是职工的“知识能力”与“劳动经验”的累积^[31]。经济收入是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的回报体现，亦可成为未来投资的基础。因此，研究市场能力的重要性，可以通过研究村干部在任职之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经历和年收入水平进行。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受教育程度越高，村民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2b：不同的职业经历对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偏好不同。

假设2c：家庭年收入越高，村民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可能性越大。

格兰诺维特借鉴嵌入性理论，对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重新定义，即“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社会结构和网络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32]在中国的农村，社会资本集中表现在“熟人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差序格局”里^[17]。“差序格局”通过区别远近不同的血缘和亲友关系，可以形成共同规范、结成利益共同体或获得社会认同。边燕杰等提出“关系网”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中的“强关系”对于职业生涯的发展机会有巨大推动作用，拥有庞大的血亲关系网络或大宗族姓氏有利于个人建立互信网络，增强彼此认同感，树立政治权威^[10,33-34]。实际生活中，农村居民中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包含有父母、亲戚和朋友。作为子女直接教育者的长辈，父母是子女最直接的社会资本^[17]。此外，亲属和朋友也构成了农村社会成员日常的人际交往网络。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父亲担任过村或乡镇干部的村民，更有可能成为农村政治精英。

假设3b：有亲戚就职于乡镇及以上政府机关的村民，更有可能成为农村政治精英。

假设3c：朋友数量越多者，越有可能成为农村政治精英。

（二）变量测量

因变量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农村政治精英界定为拥有正式政治权力并执行国家政策任务的村干部。具体来说，我们以现在“是否担任村干部”和“担任何种层级的村干部”作为两个核心因变量进行测量。其中，因变量一“是否担任村干部”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因变量二“担任何种层级的村干部”是一个多类别变量，分为村民、村支书、村主任和其他村干部（如村会计、妇联主任等）。

自变量自变量分为政治忠诚、市场能力、社会资本三个类别。政治忠诚的操作化，一是个人是否拥有党员身份，二是个人的政府信任程度。在考察村干部是否拥有党员身份上，为了更真实准确呈现二者关系，本文以村干部任职之前的政治面貌为准判定其是否为中共党员[1]。为测量个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询问了村民对中央、省、地级市、县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六个层级的信任程度，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将“非常不信任”赋值为1，“比较不信任”赋值为2，“一般”为3，“比较信任”为4，“非常信任”为5。由于许多村民将村委会视作类似于中央到地方的一级政府，因此将村民对中央一直到村委会六个政治信任程度相加，获得一个总的政府信任程度，其取值范围为6-30。

市场能力操作化为受教育年限、任村干部之前的工作经历和家庭年收入三个指标。本文将受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或同等教育、大专教育、本科教育、硕士或以上转化为相应的受教育年数，依次是6年、9年、12年、15年、16年及18年。职业方面，分为务农、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打工者等类型。家庭总收入测量的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

社会资本从父亲的职业、在政府机关是否有亲戚、要好朋友的数量三个指标进行测量。除了这些核心自变量外，本文还设定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1为男性，0为女性）和婚姻状况（1为在婚，0为非在婚）等。

^[1]为方便研究政治面貌与政治精英形成的因果关系，我们规定如果村干部入党的时间晚于担任村干部的时间，我们将其视为普通群众；反之，如果村干部入党的时间早于担任村干部的时间，则将其视为中共党员。

（三）模型设计

因变量一“是否担任村干部”是二分类变量，为分析其决定因素，我们采用了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该模型的表达式为：

式（1）中，P表示“担任村干部”发生的概率； Χk表示第k个解释变量， βk表示第k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因变量二“担任不同层级的村干部”是一个多项类别变量（具体分为村支书、村主任、其他村干部和不担任村干部等四个类别），为具体考察村民担任不同层级的村干部的决定因素，我们采用了多分类逻辑斯蒂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其表达式为：

式（2）中，J表示因变量的类别个数， P（y=j）表示村民担任第j类村干部的概率， p（y=1）表示其不担任村干部的概率， i表示第i个村民， Χik表示第i个村民在第k个解释变量上的取值， βjk表示第k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即村民担任第j类村干部的概率与不担任村干部的概率之比的对数）的影响。

（四）资料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2014年7月-8月和2015年1月-2月湖南、湖北和江苏、浙江、江西五省的问卷调查及访谈。调查对象为当地农村居民，包括普通村民和村干部。我们通过分层方式选择了14个地级市，再依据各乡镇离县城的路程和经济发展水平，挑选不同的乡镇进行实地调研，进行上门访问和发放问卷，在113个村庄共发放并收集有效样本量1047份，其中填写问卷的村干部为169个。样本分布情况详细见表1。

调查者年龄分布来看，年轻劳动力所占比例较低，反映出当下农村年轻人外出生活比例较高。从政治面貌来看，非中共党员有822人，占79.3%，中共党员有215人，占20.7%。在教育方面，村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仅有14.6%的人受教育水平在大专或本科以上。受访者的社会资本方面，只有13.1%的人在乡镇级以上党政机关有亲戚，说明拥有干部亲戚资源的人还是少数群体。从父亲的职业来看，有5%的人父亲现在或者曾经担任过村干部。在家庭年总收入数据中，6.4%的人家庭年收入在1万以下，75.1%的人在1万-10万之间，16.6%的人家庭年收入在10万-30万之间，1.9%的人家庭年收入在30万以上，从具体统计数据来看，一方面，现在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另一方面，在地区之间、地区内部的农民个体之间贫富差距依旧较大。

四、统计结果及讨论

表2报告的是以“是否为村干部”为因变量的二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表3报告的是以“具体为村支书、村主任还是其他村干部”为因变量的多类别逻辑回归模型结果。为更好地讨论政治忠诚、市场能力和社会资本三者与农村政治精英形成的关系，我们依次加入不同变量，形成表2中四个模型。控制变量方面，随着年龄的相对增加，其成为村干部的几率也越大。相对于不在婚的人士，在婚人士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概率更高。事实上，年龄大小与婚否之间存在一定逻辑联系。一般而言，已婚人士较于未婚人士平均年龄更大；另一方面，在中国现有的官僚体制下，仕途发展与干部的生活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婚与否也是生活作风评判的重要指标。表2模型2、3、4表明，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进入村政，表3表明，女性在成为一般村干部（如妇联主任等）更具优势，但是在村支书和村主任这种“一把手”的职位竞争上，女性明显处于弱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政治结构的性别特征。

（一）政治忠诚与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

表2中的模型2考察了政治忠诚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的村民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发生比（odds ratio）是普通村民的12.8倍（e2.551=12.821）。在选拔政治精英的过程中，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村民确实更容易获得青睐。政府信任度方面，其对因变量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对政府有更高信任度的村民，其成为村干部的几率也更大。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较高者，本身更愿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在受到上级赏识和经过忠诚标准考察之后，政党对这种“忠诚”进行反馈，吸纳这些怀有忠诚信仰的积极分子到相应岗位上^[35]。并且，这些村民在成为村干部后，可能因为日常的工作原因产生更强的政治效能感，反过来也会推高他们的政府信任度。在此基础上，我们深入探究政治忠诚对于成为不同层级的农村政治精英的影响（见表3），结果表明政治面貌对村支书、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效果均呈显著影响但是存在一定差异。同等条件下，相对非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担任村支书的发生比是26.9倍（e3.292 ）；担任村主任的发生比是11.33倍（e2.427 ），担任一般村干部的发生比是15.04倍（e2.711 ）。当选村支书对政治忠诚度要求最高，要成为一名村支书，党员的政治身份是项基本条件，其必须时刻保持党政思想方面的正确性和前瞻性。比较而言，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的政治面貌要求并没有这样严苛，村主任为党员的发生比倍数甚至竟低于一般村干部为党员的倍数。这似乎不符合一般逻辑，然而在时下经济发展为首要导向的农村中，这并不难理解。村主任通常由上级和地方上联合进行提名工作，再经民众投票产生。许多致富能手由于个人能力突出，被组织上和村民寄予带动大家一起致富的厚望，因而被提名，而这些致富能手许多过去是个体经营者、商人和企业家，许多人在当选村主任前尚未入党。

（二）市场能力与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

表2中的模型3显示，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将提高一个普通村民成为村干部的可能性，表明学历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为受教育更多者获取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提供了便利。表3模型5和7显示，受教育年限对成为村支书、一般村干部均呈显著性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成为村支书的发生比将提高21.7%（e0.196-1），成为一般村干部的发生比将提高20.1%（e0.183-1）。

考虑到村民担任村干部之前可从事其他行业的现实情况，本文结合村干部任职之前的工作经历以及非村干部人员的工作情况来反映其潜在的市场技能。表2模型4表明，相对于普通务农人员，乡镇及以上的政府职员几乎不可能成为村干部，因为村干部通常由村里村民产生而非从乡镇调职。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管理人员成为村干部的发生比是务农人员的3.15倍（e1.146 ）。与此对比，专业技术人员成为村干部的发生比要比务农人员低68%（e-1.132-1=-0.68 ）。个体/私营主相较于务农人员，其与成为村干部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未呈现显著性。细分到表3中不同级别的村干部，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在成为村支书和一般类型村干部的胜算比相较于高务农人员更低，表明专业技术类别工作者更少转换职业类型。与此同时，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这类经济精英分子相较于专业技术人员而言，更易融入村主任类的政治精英流。而在成为村支书方面，个体工商户 /私营企业主的作用发挥得不明显。由此表明，对于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村主任一职，更加强调的是其为村庄创造财富带领村民奔小康的实干能力，受教育的年限及党政思想引领的作用退居其次。

收入方面，在表2模型4中，家庭年总收入对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家庭收入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成为村干部的发生比将提高29.6%（e0.259-1）。细分村支书、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表3表明家庭年总收入对于成为村支书的作用十分显著，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则不然。

担任村干部是否反过来为增加家庭收入提供了更多机会呢？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还询问了村干部在担任村干部之前从事的职业以及担任之后兼职的职业。对比担任村干部前后的职位变化表 （见表4），许多原本从事企业管理、专业技术和打工的，放弃了之前的全职工作，更加专注地投入到村干部事业中。在开始担任村干部后，业余时间从事农业的有所增加，从事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人数多了11个人，此外，还有11人担任村干部后，进行了“企业入股”。可以推测，政治精英利用职权带来的声誉、信息和便利等，确实可以为获取经济收益提供更多机会。

（三）社会资本与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

表2模型4中，当父亲的职业为村/乡镇干部时，其子女成为村干部的胜算比是务农人员的子女的2.11倍（e0.747 ）。此外，当父亲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时，其子女成为村干部的发生比要比务农人员的子女成为村干部低88.8%（e-2.187-1=-0.888 ），两者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在表3进一步考察中，父亲的职业主要是对成为一般性干部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子女成为村支书、村主任的影响不显著。一方面，这反映了在农村地区，父亲职业生涯形成的关系网络发挥的作用被弱化，单从父亲任职村干部的角度并不能让子女获得更高级别的农村政治精英地位；另一方面，父亲对子女的职业规划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子承父业”的模式不再常见。

此外，对于整个村干部团体来说，“在乡镇及以上党政机关是否有干部亲戚”对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但是具体细分至各类村干部时，研究发现在乡镇及以上党政机关有干部亲戚的村民相比于无干部亲戚的村民，其成为村支书的发生比更高，但该变量对成为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则无显著影响。与此同时，在对受访者朋友数量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朋友数量越多，其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可能性越高，由表2可知，朋友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发生比上升1.1%（e0.011-1 ）。在表3模型5和6中，对于村支书和村主任来说，广泛的人际交往网络对其具有显著性的正相关影响^[10,36]。根据调研中所了解，可能同时存在着两种情况：成为村干部之前就拥有很多朋友和成为村干部之后新增加许多朋友，其中一些受访者表示朋友数量在任职村干部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结论

基于对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等地1047位村民的问卷调查，本文探究了政治忠诚、市场能力和社会资本与农村政治精英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党员身份、良好的教育背景、家庭经济情况、父母背景、朋友亲戚网络关系等对农村政治精英的形成有显著影响，且这些影响因素对于不同类别的农村政治精英的侧重点不同。政治忠诚方面，中共党员成为村干部的概率更高，对政府有更高信任度的人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概率更高。个人的市场能力方面，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年总收入越高，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概率也越高。职业类型中，有管理背景的企业人员是政治吸纳的青睐对象，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较少因担任政治精英而转换职业轨道。私营企业主等获得一定成就的经济精英成为农村政治精英的现象，较多发生在担任村主任的类别中。这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农村治理和农民的认识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变化，乡镇和村民们对农村经济发展与自身利益的一种期待与要求，推动了经济能人走上村政的前台。社会资本方面，父亲的职业背景对子女的职业选择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相较于村主任和一般村干部，村支书对是否有干部亲戚及朋友数量等人际网络交往的要求更高。从本文的发现来看，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可以有效地转变成或被吸纳成政治精英，这标志着中国农村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政治生态体系。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在收集样本量的过程中，多集中于在东、中部地区的南方农村省份，对北方省份的抽样少有涉及。问卷样本量的扩充和地区间样本平衡是未来研究需要改进的方向。此外，农村地区的阶层流动情况以及政治精英的生成机制等问题在区域之间具有差异性，随着时代推进也会有新现象的出现，这些都值得未来持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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