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的国际比较与深圳经验*

作者：陈庭翰 谢志岿  2021-09-15 14:43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后发地区具有后发优势，但是日本、香港与拉美地区后发追赶效率的迥异说明技术创新和产业关联发展对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了核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实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有效推进，这在产业结构、产业发展阶段与就业结构上显著表现了出来。究其原因，是深圳实现了全产业链中小企业集群的生态演进，通过产业政策与营商环境优化建构了有效的制度创新，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促发展，并通过独特的本土创新文化推高了创新效能，是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关联发展实现后发赶超的典型案例。不过，产业结构不合理与金融房地产过热等不良问题也相继出现。深圳应加大工业领域投入、优化服务业规划、坚持“制造业立市”和“科技立市”理念，遏制“产业空心化”趋势，保护产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摘要]后发地区具有后发优势，但是日本、香港与拉美地区后发追赶效率的迥异说明技术创新和产业关联发展对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了核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实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有效推进，这在产业结构、产业发展阶段与就业结构上显著表现了出来。究其原因，是深圳实现了全产业链中小企业集群的生态演进，通过产业政策与营商环境优化建构了有效的制度创新，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促发展，并通过独特的本土创新文化推高了创新效能，是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关联发展实现后发赶超的典型案例。不过，产业结构不合理与金融房地产过热等不良问题也相继出现。深圳应加大工业领域投入、优化服务业规划、坚持“制造业立市”和“科技立市”理念，遏制“产业空心化”趋势，保护产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关键词]产业结构 高级化技术 创新制度创新 后发优势 深圳模式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5-0021-13

一、前言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着由低附加值产业向中、高附加值产业的转移过程，总体趋势表现为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1]产业结构高级化进一步强调产业结构是在合理、协调的基础上，其素质和效益向更高层次进化。 ^[2]不同时期所界定的何种产业结构符合更高层次的素质和效益会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需要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动态视角上。

从技术层面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三方面的推动，其中最关键的是获得技术创新的持续进步以克服报酬递减问题，改进产业结构，并提升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会产生沉重的试错成本，而后发优势理论则发现后发国家具有一种优势：即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技术引进的方式代替技术创新，获得低成本的技术进步方式，从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3]这一优势不仅体现在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引进，也体现在对成熟技术路线和研发组织经验的借鉴。 ^[4-5]不过，这种是实质上通过不对称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实践中积累的技术创新模式为前提自然是国家之间存在不对称的技术发展水平，因而当发展中国家无限接近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同时，这种技术溢出效应也同样无限接近于零，其后发优势也逐渐损失殆尽。在技术模仿与引进过程中能否加快技术变迁速度，对于后发国家经济水平能否实现对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收敛是重中之重。 ^[6]

^{*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二、后发地区产业演进的主要模式分析

全世界后发地区的典型模式可以被分为日本、香港与拉美模式。日本后发追赶最为成功，香港后发追赶获得阶段性成功，拉美追赶则未获得成功。三者之间后发追赶效果的差别主要来自于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学习效果、产业关联发展、技术创新资源积累、高附加值产业集群形成和建构效率。简而言之，实现技术的持续创新与产业关联发展，是后发地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核心。

（一）日本模式

日本的追赶战略是二战以来后发国家实现追赶的最为成功的案例，帮助日本由一个边缘国家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并至今在电子、机械制造、重化工业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日本成功的特征在于政府的有效干预和产业部门战略规划皆以技术引进与模仿效率为核心，最大限度保障发达国家技术的转移与吸收，并在吸收过程中确立自身差异化优势，为日后立足全球市场做长期谋划。日本政府的市场干预政策体系具有清晰的施行逻辑，且皆以促进技术引进为要旨。首先，日本政府将“贸易立国”战略作为技术引进的敲门砖，推动贸易出口获取外汇作为引进技术的资本基础；其次，日本政府推行金融统制政策，确立外汇储备并向产业部门有效输出，支持后者展开大规模技术引进；最后，日本政府确立了以重化工业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为关键产业部门提供技术引进的技术便利。 ^[7]日本企业则由于以传统财阀为主要组织形式，具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应对战后市场化改革，其以技术引进为核心的企业战略安排呈现出承前启后的战略一贯性。

日本的技术引进遵循两个融合的原则，分别是西方技术引入和自身差异化定义之间的融合和西方企业管理理念的引入与日本传统企业文化之间的融合。前者主要体现在西方技术与日本“轻薄短小”产品设计风格搭配形成了日本式制造品，并成为日本企业应对石油危机的杀手锏；后者主要体现在西方现代化工业生产线模式与日本财阀文化的外部合作内部化的集团化构架搭配形成了日本式的精益制造体系与垂直统合企业管理模式，为之后的高技术精益化生产方式提供组织基础。以上的战略安排实现了惊人的技术引进效率，在战后的20年里，日本节省了百分之九十的研发费用与三分之二的研发时间，获得了发达国家耗费高达约2000亿美元的技术，并成功将这些技术改造运用于日本理念的商品研发设计，成功使产业结构整体攀升至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8]之后，日本开始实施“雁行模式”，对东亚其他后发国家进行主动式的产业转移与技术转让，构筑产业链低端陷阱，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产业价值链。

（二）香港模式

作为英国前殖民地，香港深受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学派影响，走向了自由主义的产业发展道路，其产业后发追赶到停滞与空心化的过程，都是外界环境影响和要素自由配置的结果。 ^[9]外界的影响主要来自于香港在英国全球贸易体系下的地缘位置、中国大陆与世界的外交环境以及西方贸易政策的变化。作为英国在东亚的重要殖民地，香港是英国在东亚的重要港口，在二战结束前为英国全球贸易链条提供转口贸易，而不追求产业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是借全球对中国大陆的封锁与朝鲜战争等外部机会，迅速积累劳动力与投资，建立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体系，并依靠西方价值链调整的契机，依靠低廉劳动力优势承接来自西方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边际产业转移（服装、玩具、塑料、钟表、电子组装与加工），形成了以加工出口为主的现代化产业结构。

香港产业发展模式具有要素配置高效性的优势，在面临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时，能灵活地自发走向工业、市场、经济结构多元化道路。优质要素汇聚在资金管理技术和营销等优势领域，形成了以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运输、生产性服务业与商业服务业等具有竞争优势为主的产业结构，帮助香港成为全球重要金融中心与商贸中心，成为历史上少数几个通过后发追赶成功迈入高收入水平的地区之一。然而，自由主义市场政策与小政府模式同样是造成香港产业空心化的原因。自由市场环境下，政府难以提供针对产业升级的专用性刺激要素，无法帮助香港企业在西方技术阶梯性转移体系中获得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也使得本地产业结构高级化道路充满荆棘。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尚未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香港企业又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决定将制造业产业链转移至要素成本更低的大陆沿海地区，裁撤了大部分本地制造业部门，将本地资源进一步集中于附加值更高的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可以说，自由市场下的香港产业发展，是外部机会、环境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合作体系调整下促成的一次“昙花一现”，其模式注定了香港制造业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无缘。而随着中国大陆、新加坡在第三产业竞争力的稳步上升，产业空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困扰着香港。

（三）拉美模式

拉美地区是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较早的后发地区，但受英美资本控制程度较深。英美资本在拉美国家建立了资源密集型的工业体系，发展资源产业与客户工业型产业，导致拉美国家产业发展道路并未选择劳动力禀赋，而是被动选择了资源禀赋。外国资本利用投资利润差大肆掠夺，直接催生了民粹主义的盛行，并导致了二战后拉美国家的国有化运动。拉美国家在国有化运动后如愿以偿地控制了经济命脉，但选择了进口替代模式和福利赶超模式。前者封闭对外市场，强调本国生产商品对市场的覆盖；后者罔顾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和劳动力保障制度，并通过选举时期的不负责任的利益承诺将社会福利开支持续前推。 ^[10]进口替代模式无法有效获取海外投资与知识转移，使非资源型产业体系难以形成竞争力。 ^[11]资本密集领域的进口替代让拉美国家跳过劳动密集产业发展阶段，直接谋求大规模工业化。但本国资本和狭小的国内市场又无法满足大规模工业化的客观要求； ^[12]福利赶超模式使企业用工成本和国家财政支出都居高不下，严重削弱了企业边界扩张和政府财政能力。企业难以做大，非资源型产业体系竞争力难以凝聚；政府财政能力降低，对国有企业支持力度也受到影响，进一步削弱进口替代的成效。这两个因素形成恶性循环，共同导致了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困局。

面对困局，20世纪80年代以后拉美国家采取私有化改革，并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调整支持劳动密集产业与技术密集产业发展。然而，拉美国家已经因城市化与福利体系丧失了后发优势，长期被困于资源密集产业发展，资源密集产业的学习效应较低，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动力偏低，产业关联性也较差，因而拉美难以依赖这一产业格局实现后发追赶。21世纪初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促进了全球资源市场的繁荣，这虽然改善了拉美国家的贸易状况，但也增强了拉美国家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无益于产业转型。

三、深圳经济特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历程

（一）产业结构的演进

深圳与大部分后发地区不同，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承担着股份制改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探索的时代任务，因而其经济现代化发展之初是将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不过1992年以来，快速发展的制造业成为深圳经济根基，并在1992至2008年之间长期对第三产业保持优势 （见图1）。尤其是1986年至2012年间的绝大多数年份里，第二产业对深圳经济贡献率都高于第三产业，是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力（见图2）。2012年以来，第三产业无论是产值比例还是经济增长贡献率都反超第二产业，标志着深圳进入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键时期。2018年深圳第三产业产值比例上升至58.8%，但仍大幅低于京沪穗，依然是中国特大城市中对服务业依赖性最低的城市，尤其是这一年深圳第二产业贡献率再次反超第三产业，表明制造业对深圳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实质上并未降低。

2008年深圳第三产业产值比例超越第二产业是深圳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高级化进程加速的结果，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服务业的快速平稳发展（见图3）。金融与房地产业产值比重由2008年的19.8%增加至2017年的21.4%，总体表现平稳，且2013年曾一度高达24%，后出现回落。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产值比重则由2008年的5.7%增加至2017年的11%，10年间增加一倍，且未表现出波动性。

深圳第二产业贡献率于2018再次反超第三产业的背后，也是深圳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果。2009年以来，深圳开始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制造业为主、新兴服务业为辅构建全新的产业结构。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等新兴产业是这一次产业结构优化的支柱产业，成为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深圳产业结构高级化加速的主要领域。以上行业增速大幅领先深圳生产总值增速，其增加值占比由2010年的29.4%快速上升至2017年的41.3%，重塑了深圳产业集群特征（见表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互联网产业是深圳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领域，帮助深圳在高科技信息技术领域获得了显著的产业集群优势（见图4）。战略性新兴产业又与上述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高技术类服务业共同组成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形成了创新经济、信息经济、科技经济的新产业发展形态。

（二）产业发展阶段的演进

1.出口导向阶段

出口导向模式是指通过与全球跨国厂商建立产品链中下游合作关系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切入方式，主要通过承担国外企业的下包、分包订单任务，以非核心零部件生产工序与组装工序为主营业务将国内市场与国外资本、技术相连接，通过吸收国外企业的中低端技术的知识转移提升自身产业集群成熟度。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三来一补”与“前店后厂”模式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模式，通过政策优惠与劳动力要素禀赋吸引海外跨国集团中低端生产链的转移，并利用香港在资本与金融国际化方面的优势形成中转功能连接全球资本市场，发展转口贸易与代工生产。在技术与资本严重匮乏、西方对中国市场抱有谨慎态度的背景下，深圳的出口导向模式成功找到了获取海外资本与技术的突破口。不过这一时期的代工主要是服装、鞋类、玩具等低专业化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跨国巨头纷纷推行归核化转型，在电子、汽车等机械制造领域推行模块化，将大量非核心部件置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合作之下。深圳凭借着本地代工产业集群竞争力，与来自东亚为主的制造企业构建战略耦合关系，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嵌入到了专业化水平更高、知识转移更频繁的全球机械制造生产网络， ^[13]标志着深圳本地产业集群开始由以服装、鞋类、玩具、家具为主的低端产业链向以专业化程度更高的电子设备、家用电器、通信设备为主的中低端机械制造产业链转变。高专业化的代工工序开始积累技术知识，催生了大量以模仿创新为主要研发方式的本土企业。高成熟度的代工集群从与全球跨国巨头建立的分工合作关系中融入到了全球消费类商品市场中，获得了稳定的外汇收入。同时快速发展的深圳金融行业开始为本地产业投融资提供金融衍生品与投资工具，这一切都为深圳产业结构高级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2.进口替代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深圳官方推动大量“三来一补”低端产业链远走他乡为标志，深圳开始了实质性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这一阶段最鲜明的特征是深圳本地产业集群开始构建国内价值链。构建国内价值链是指本地产业链在国内价值链体系中寻求优势地位，使本地产品不仅能有效满足国内需求，还能深刻影响国内产业链的表现形式与日后的发展趋势。实际上，日本与韩国都是先扎根国内市场培育高级要素与相关竞争优势后，再利用国内价值链的杠杆作用将优势扩展到全球价值链。 ^[14]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关键在于立足国内市场的前端需求，在国内产业链体系内获得价值分配主导权。深圳充分利用本土低端工业体系化的优势大力推动产业转型与产品市场标准的制定，使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中兴、长城等本土企业在国内市场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并鼓励低端代工体系与服装、皮革、家具、化学制品、金属等低端传统产业迁出。与此同时，深圳大力支持医药制造、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电器机械、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等生产体系复杂、资产专用性高的中高端制造产业链的发展，并快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高科技产品制造基地之一。通过低端产业集群的升级转换与“腾笼换鸟”，深圳制造已经能满足深圳城市现代化发展与产业更新的主要需求，实现了实质性的进口替代效果。深圳企业通过对全国阶梯式产业转移的把控与在中高端价值链的塑造获得了国内价值链的优势地位，使全国市场成为自己的经济腹地，从而为深圳本地产业集群多元化、归核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

3.高质量发展阶段

构建国内价值链的根本目标就是改善全球价值链地位，因而随着国内价值链的成功构建，深圳产业发展自2012年以来正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不再是简单的通过中低端产业链嵌入到全球价值链，而是寻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在全球市场上发挥风向标作用。该阶段深圳本土产业开始展现出以下特征：第一，深圳的模仿创新企业开始进入自主创新阶段，产业生命周期进入成熟期，主要制造业企业试图在全球范围通过破坏性创新创造新应用技术与商业模式。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由2004年的331件升至2018年的18,081件， R&D经费支出由2009年的279亿人民币升至2018年的1163亿人民币；第二，深圳产品转换周期加快，产业链调整、重组与拆分活动频繁；第三，深圳本地对外合作产业链开始进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中高价值区间，企业重心开始由零部件生产与组装向产品设计与研发、市场营销与服务等领域集中；第四，深圳本土产业集群开始由以中小企业为主向以规模以上企业为主转变，大型水平结构与垂直统合结构的跨国、跨区域企业开始成为深圳企业的主要形态，企业组织边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2018年，深圳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950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82.5%，其中百强企业增加值占比超过60%；第五，总部经济开始形成，跨国公司与国内大型企业在深圳设立管理中心与投资中心，或设立洲际总部和地区总部，例如华润、中广核、中海油、恒大、富士康、阿里巴巴、百度、高通、沃尔玛等。深圳本土大型企业也将中低价值业务外迁，但将企业总部或研发总部保留下来，例如华为、中兴、百丽等。

（三）就业结构的演进

深圳劳动力就业规模随着移民的持续流入而增加，由2009年的691万快速上升至2018年的1048万人，成为全国劳动力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随着劳动力总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但就业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2012年，第三产业就业比例超越第二产业，成为深圳吸纳就业最多的领域。随后6年内，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增加6.5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下降6.1个百分点，表现出劳动力向服务业领域的快速集聚。

随着深圳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深化，深圳劳动力质量也在随之优化。2015年深圳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力占比超过15%，约140万人，其中博士学历人数增加489人，同比增长77%，成为全国高学历劳动力的主要集聚地之一。深圳本地高等教育规模近年来也快速扩大，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由1983年的1所升至2018年的13所，毕业生人数由1987年的1028人升至2018年的27,935人。其中，北大、哈工大、中科院等全国顶级科研资源先后被引入深圳，南方科大、深大等本土院校科研实力也持续增强。截止至2018年3月，深圳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孔雀计划”引入人才已经多达32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拥有全球顶级学府博士学历，成为支撑深圳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人才库。与之相对的，是深圳低端人才培养计划相对收窄，中等职业学院毕业生从2003年的5141人升至2018年的12,743人，增幅仅一倍左右，学院数量更是由2003年的25所下降至2018年的15所。

四、深圳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主要经验

深圳能够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依靠“一个逻辑，一个动力，两个基础”。“一个逻辑”是指中小企业集群实现了价值链治理的逻辑演进、“一个动力”是指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配合形成双轮驱动、“两个基础”是指有效制度创新建构环境基础，与独特的本土创新文化建构理念基础。以上四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对技术持续创新和产业关联发展形成关键促进作用，因此深圳是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关联发展实现后发赶超的典型案例。

（一）产业集群有效推进值链治理

技术持续创新和产业持续升级的获得来源于良好的价值链治理，价值链治理主要由交易的复杂性、可标准性与供应商能力组成。 ^[15]交易复杂性的提升加快知识交流与知识更新，交易可标准性扩展带来交易效率提高与生产规模化，供应商能力决定了企业构建复杂组织结构与复杂生产体系的能力。借助广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实现交易复杂性提高、可标准性扩展与供应商能力构建来推进价值链治理，是深圳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键。

从价值链治理角度来看，每个中小企业是一个单元或者模块，但多个单元一起凝聚成分工细化与模块协作的网络形态时，交易复杂性就会快速提升。复杂的企业间技术联合、各领域专业化经营都能充分提升获取知识转移的效率，形成自主创新。企业将自主创新成果通过交易与标准化生产传达给整个价值链，形成更复杂的交易行为与新标准化生产体系，带领整个产业集群向上突破。在这个过程中，多个单元与模块参与提供原料加工与中间产品专业化经营，形成了庞大的供应商网络，协助具有自主创新优势的企业借此以外部化市场代替内部化市场，推进企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为生产复杂性更高的下一代产品做准备。

深圳的三次产业转型，都是来自于复杂性交易、标准化生产和供应商能力在上述逻辑下的顺利爬升。深圳中小企业集群在各个行业领域存在着大量以市场为导向的、适应于市场竞争活动的行为主体。在经济特区成立之初，内资公司与三资公司建立了部门齐全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产业链后向关联体系与产业集群网络体系。原料加工、代工生产紧密协调，大大促进了交易的复杂化；深圳具有特殊的体系创新理念，这一部分将在下文详细分析。深圳创业者与创新人才善于创建新标准来攫取竞争力，因而很有利于可标准性的拓展；在大型企业组织复杂化过程中，广大中小企业会进入供应商网络，为大型企业提供坚实的供应商基础。因此，深圳通过以上逻辑，顺利地完成了从“三来一补”产业链外迁，到围绕少数企业搭建起的水平式或塔式供应商系统，再到企业内部化形成规模以上工业部门、最后到本土中小型产业集群向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变，促成了深圳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现。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现动力共促

深圳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的效果作用非常显著，很好地发挥了产业转型与技术升级的资本支撑作用。在建立深交所时，深圳金融业就被要求为实体经济注入动力，为科技创新提供活力。资本市场为技术创新提供融资，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形态不断转换，又促进金融创新，形成深圳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螺旋发展，实现“双轮驱动”共同促进产业的持续升级。 ^[16]

在“双轮驱动”的发展过程中，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基金活跃在高科技创投领域，笼聚全国乃至全球的资本支持深圳实体经济的持续更新。截止至2016年，深圳已有4.6万家风险投资机构和私募机构，协助深圳成为中国第一批开展科技与金融的结合试点，开启了商业金融与科技金融发展的局面。1998年成立的深圳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是全国第一家科技风险投资机构，对深圳中小创业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深交所在2004年推出中小板，2009年设立创业板，通过金融创新实现从风险投资到创业板的“创投资本链”，进一步推动深圳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创业活动。 ^[17]

近年来，深圳“双轮”创新进一步突破。例如涵盖电子信息技术、软件、保险、大数据等领域的深圳区块链联盟于2018年成立，通过区块链工具进一步融合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运用多主体平等与社会信用体系创新。多家深圳制造企业和基金参与先期投资，使深圳成为全国仅次于北京的区块链中心，并借此成为央行指定的数字货币实验点，再一次领航新经济形态的发展。

（三）产业政策规划与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实现有效制度创新

政府作为一个典型的创新主体推动城市产业转型是深圳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又一亮点，其通过制度创新手段极大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尤其是对产业政策与营商环境这两大领域的支撑与优化，为技术持续升级提供环境根基。

深圳政府的产业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行为，提出了多项在全国领域具有前瞻性与开创性的制度设计。政府意图通过新制度重塑市场预期，释放市场要素，引导产业转型。1991年把科学技术摆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于1995年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思想。政府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萌芽阶段，就将创新作为深圳长期发展战略，是官方排挤“三来一补”，引导深圳企业由粗放发展转向创新经济的基础。深圳产业政策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第一是财政支持，第二是民间为主。首先是财政支持，由于基础研究薄弱，深圳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关键期，以政府财政手段推行科研经费激励机制，形成了独特的研发型预算，一方面通过再分配手段为企业科研活动注入资金，另一方面通过优胜劣汰机制鼓励企业展开科研竞争，以弥补基础研究不足。其次是以民间为主，表现在深圳政府对市场导向的创新动力塑造。深圳于1987年率先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使深圳的首批创新行为来自科研人员的自发组织。民间创新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需求急剧变化为导向，紧跟国内与国际市场热点，将产品结构与需求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一创新风格下，深圳形成了“四个90%”特色（90%的研发人员、研发机构、科研投入、专利生产集中在企业），最终促成了华为、比亚迪、腾讯、大疆、顺丰、迅雷等新兴产业领域民营企业的做大做强。深圳政府协助诸多国家级实验室与研究机构的建立并将之置于民间运用环境下，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这种独特的产业政策，由于基础研究、产品研发与设计都高度集中于民间部门，深圳的创新体系表现出研发活动与市场活动高度融合的后向一体化特征，企业的研发产业链能够有效深入到基础研发领域中，形成了科研机构、企业、投资者等多主体参与的集群创新整合体系，有效带动了精密机械制造、电子信息技术等后向关联较强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发展。 ^[18]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深圳政府为了实现制度设计能够有效渗透入对市场环境的改造，做了多项大胆的制度尝试。对于高科技产业而言，营商环境优化是通过提升市场环境、人力环境、社会环境来激励市场创新、管理创新、金融创新等非技术层面创新，为企业提供研发领域之外的帮助，实质上是通过环境正反馈与行业规范秩序下所形成的行业内良性竞争来提升研发领域在知识吸收与技术转化的效率。 ^[19]首先是扩展支持领域。1998年深圳规定任何企业性质都可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标准认定，享受税赋减免、政策配套与科技贷款。其次是改善法制环境。深圳政府根据市场营商需要，优先解决知识产权领域的立法程序，大力保护企业劳动成果，在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匮乏时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法治环境。再次是加大人才引进。深圳政府率先探索企业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建立“孔雀计划”等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以利益让渡方式为企业人力资源培养与集聚提供便利。深圳政府还将学历作为落户的关键指标，鼓励高学历劳动力在深落户，使深圳迅速成为全国高学历人群的主要集聚地。

（四）独特的本地创新文化与理念推高创新效能

社会文化价值与创新主体意愿塑造了地区的创新文化，创新文化是产业创新领域获得不竭动力的理念基础。对于深圳而言，市场环境下全国移民资源与本地资源的多寡结合形成了基于产业链联系的社会网络连结模式，即以企业作为推动创新的主体，从而创造了深圳独特的创新文化：来自五湖四海的、具有强烈拓荒精神的科技人才与移民企业家来到深圳后，盼望通过敢闯敢试行为获取高回报率来实现创业成功，而创新是在深圳发展初期寻找新发展路径的关键。 ^[20]又因为产业链是社会主要的连接工具，也是整合来自全国的各领域创业人才资源的工具，因而深圳的创新行为必然高度关注从体系层面展开产业合作，寻求行业突破，这就形成了全周期高研发投入、体系学习与破坏性创新这三大特征。全周期高研发投入是指深圳科技企业在创业之初就普遍采取了高研发投入的财务结构。例如，2008年，规模尚小的民营企业中兴通讯将十分之一的总收入投入到研发领域，研发经费超过国内所有其他所有制背景的大型企业，居中国电子百强企业之首，最终凭借高研发投入获得了大量技术专利；体系学习是指深圳企业倾向于对整条生产线系统知识进行学习，或借助中小企业集群的多学习主体形成体系性的学习。例如比亚迪在20世纪末对日本电池技术与设备进行“拆解改装”和“逆向开发”，以模仿手段学习技术与相关生产设备的制造，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完整电池生产线，并将此模式应用于构建汽车生产链；破坏性创新是指以破坏打击方式在技术结构、技术功能、商业模式上实现体系创新，做到绕开技术壁垒，实现组织柔性，又能满足国内市场特定阶段下国内消费者“足够好的”的要求，实现对国内中低端市场需求的占领。例如深圳山寨手机企业瞄准“金字塔底层市场”展开技术与商业模式破坏性创新，成功绕过国际大厂技术壁垒，对国内二、三线城市实现市场占有。 ^[21]实际上，重视体系的创新思路使深圳企业偏向构建新标准来替代旧标准，因而这种创新理念实际上为中小企业集群下深圳本地价值链治理中“可标准性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基础，是价值链治理的重要一环。

随着技术积累，破坏性创新所累积的市场势力和技术沉淀提供了基础。敢闯的本地创新文化激发了深圳企业家破除低端锁定，进入国际市场中上游的决心。同样是以体系为切入点探索多点开花的自主创新。华为打造从网络交换机、计算芯片、整机消费类电子产品再到下一代通信技术的电子信息体系，康佳布局彩电、冰箱、家用电器再到智能家电的家庭解决方案体系，腾讯建立了从网络通讯到文化创意再到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体系。换句话说，深圳企业在全产业链上寻找创新点，上游推进技术研发，中游推进企业供应网络合作，下游推进商业模式创新，使创新能够构建出完整生态圈，自成体系突破西方的价值链低端锁定。由于重视体系创新，每个企业都在布局价值链上游、中游和下游，因而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和重视技术转化能力的操作过程中，随着市场需求结构走向高级化，企业创新行为的结果也必然是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正如华为逐渐将电子信息业务向云储存、大数据分析、智慧城市与智慧园区解决方案等新一代信息服务业领域拓展。

五、深圳产业发展的不合理之处与政策建议

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与金融业产业集聚效应的增强，深圳产业发展的不合理之处也开始显现，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与金融房地产过热对深圳产业健康发展和资源合理调配的负面影响。

第一，中高端产业对中低端产业过度挤出。近年来，随着深圳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的加快，中高技术产业和中高附加值服务业对中低技术与中低附加值服务业的挤出效应愈加明显。首先是中高端产业与中低端产业关联度正在出现下降，不同层次的产业形成了替换关系而非互补关系。其次，随着深圳空间资源日趋紧缩，城市资源的调配必然向中高端产业倾斜，中低端产业则难以获得有效保护。空间紧张也将抬高城市土地价格，一方面使中低端生活性服务业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使传统中低端产业必须压缩产值规模来求生存。产业挤出效应的加剧会带来城市产业结构合理性问题，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过程与必然结果，但是结构高级化并不等于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会对市场稳定的资源配置产生冲击从而造成经济发展波动，发展效率也需要看多方因素，因而高级化的推进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稳定。 ^[22]例如，中高端产业园项目扎堆上马导致行业同质化发展，反而会抑制深圳经济正常发展；高端名牌商店与现代化大型综合体遍布推高消费水平，扰乱城市居民正常的消费习惯，反而会抑制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

第二，金融与房地产业推高金融风险与机会主义活动。深圳通过金融创新推出了多种金融工具，深圳土地稀缺又推高了投资价值，共同强化了房地产的金融属性，使其成为金融系统风险的一部分。 ^[23]近年来金融信贷规模的调整是深圳房地产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加快了深圳房地产领域的“非理性繁荣”。 ^[24]由于深圳以年轻人为主，年轻人购房易受刚性需求和投资预期双重影响。深圳的房地产价格波动更容易促进机会主义行为，抑制创业与创新活动。房地产价格波动又代表着要素价格波动，加重产业发展成本，损害人才吸纳能力，并进一步迫使土地开发向高端产业集中以回收土地购价，使得产业结构不合理与金融房地产过热形成恶性循环。此外，在金融资本挖掘新增长点的过程中，出现了机会主义的创业活动。一些创业者通过兜售新兴概念与发展前景来博取金融资本青睐，偏离了正常的创业轨道，危害产业发展。

由此可见，在接下来的产业发展进程中，促进深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平衡，强调制造业对产业发展的根基地位，显得尤为重要。第一，加大工业投资，为传统工业园区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改造提供财政支持；第二，优化服务业区域规划，保留老城区基础功能，实现中低端生活服务业和高端生活服务业错落有序，共建完整的服务业生态；第三，坚持“制造业立市”和“科技立市”政策理念，遏制“产业空心化”趋势。继续推进研发型预算和产业孵化政策，加大对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探索降低产业准入门槛等制度创新，优化城区产业用地规划；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与原材料，调控房地产市场，保障产业用地供应，平抑产业用地价格，减少要素价格波动对要素分配的扭曲程度；消解企业金融化现象，通过加强对金融服务业的投融资活动监管、收紧金融衍生工具审核、强化银行企业联合监管来防止金融服务业对资产价格的推升效应和制造企业层面出现的“金融化”现象，打击制造企业从事金融活动、房地产投资、高利贷等业务的主动性与获利能力，引导空心化企业的资本回流实体经济，重新将产业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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