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驱动视角下的高质量发展*—以深圳创新经济形成和发展为例

作者:张猛 戴欣  2021-09-15 14:43  新传播    【字号: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社会学展示了一个更深入的过程视角,对于理解深圳发展经验,促进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改革开放催生的移民城市深圳,在改革家引领和市场激励作用下,深圳建构了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范式。由于社会分层被打破,掌握不同技能的人才得以融合,更好地实现智力型生产要素的流动,高效的社会网络被建立,企业家精神被激发,配以政府“创新诱导型”政策措施,深圳在国家财政投入不多、文化教育水平不高,高端创新人才匮乏等不利条件下,初步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格局。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结合丰厚的社会资本是深圳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理解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促进市场、政府、社会的协同,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布局,是深圳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更是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所在。

[摘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社会学展示了一个更深入的过程视角,对于理解深圳发展经验,促进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改革开放催生的移民城市深圳,在改革家引领和市场激励作用下,深圳建构了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范式。由于社会分层被打破,掌握不同技能的人才得以融合,更好地实现智力型生产要素的流动,高效的社会网络被建立,企业家精神被激发,配以政府“创新诱导型”政策措施,深圳在国家财政投入不多、文化教育水平不高,高端创新人才匮乏等不利条件下,初步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格局。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结合丰厚的社会资本是深圳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理解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促进市场、政府、社会的协同,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布局,是深圳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更是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创新 社会驱动 社会资本 现代化经济体系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1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5-0034-13


一、引言

在经济学话语体系下,发达国家被认为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典范,而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般被归结为市场体系缺失或不完善。那么如何理解最近20年来欧洲日本经济的停滞和美国“锈带”的产生,是否在市场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还存在不可忽视的因素能极大地影响经济运转呢?2019年上映的引人深思的纪录片《美国工厂》提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解释视角,该片讲述了中国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办厂面对重重工会阻力的遭遇,揭示出发达国家制造业衰败的深层次原因。影片所刻画的情节符合已故马里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曼瑟·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所描述的分利型社会的典型特征。社会陷入僵化将引起经济的衰落。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趋于一致,但市场、政府、社会和空间环境以不同方式组合,就会形成差异化的经济形态和市场模式,例如同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内,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经济形态就有明显可见的差异; [1]同处经济较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苏州和温州经济模式迥异。[2]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规律,也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表现,所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同时,也需要谋求与政策、社会、空间的协调,研究经济发展应参考具体、真实的经济活动,从中寻找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资助项目(GGFW2016081915584777);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2018年度项目“深圳市现代化经济体系走在全国最前列研究”(SZ2018B006)


中国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面对着多重“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创新引领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缩影,在过去短短40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长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竞争的科技企业,已经具备全球创新城市的雏形。深圳以较小的面积,牢固占据全国一线城市的地位,并被中央设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深圳经验对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深圳40年间相对其他城市转型升级的速度明显要快一些,经济发展质量明显要高一些。这种差异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政府如何更好定位自身的功能?这些问题是本文尝试分析的内容。研究经济问题需要不同学科交叉互印,例如在解释移民城市与创新方面,社会学比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 [3]故此,本文将以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普遍性理论与深圳实践的典型化事实相互参照,一是分析市场经济在确立过程中社会的支撑与推动;二是解释高质量发展中创新行动和企业家生态环境的社会条件。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如何激发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在市场规则下有效协作,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社会学中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描述。社会资本没有固定的概念,常被引用的是科尔曼(Coleman,1988)[4]和帕特南 (Putnam,1993)[5]等人提出的观点,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撰写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说明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也被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承认。社会资本是市场经济制度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有社会规范、惯例、价值观的集合,包括但不限于促进合作、信任、默契、凝聚克艰、抑制投机、积极进取等亲社会的因素,这些社会因素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以微妙的方式组合,在外部压力和历史发展中演化,形成独特的社会协同能力、竞争力。社会资本是每个国家或地区各自隐性的“巴别塔”,[1]也是市场有效性的社会来源。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同等重要,因为社会资本是隐性的、不易测量的,所以其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增长,需要社会资本的支撑,需要像对待物质资本一样重视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长。深圳建立经济特区40年来的经验为社会驱动下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持续激发、产业的连续转型升级提供了典型案例。


[1]巴别塔是一个西方寓言,说古时候人类要联合起来,兴建一个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它隐喻的是缺乏合作条件,人类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目标。


二、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驱动

市场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既有独立性,也受到市场之外的更大场域所影响。企业深植于其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如何运转,也决定了企业如何运转,低效、混乱、缺乏信任的社会中难以孕育出高水平的企业,没有高水平企业,经济自然无法高质量发展。观察二战后的现代历史经验和广泛案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会与自然禀赋条件脱离,但经济发展总是与社会发展水平相互匹配。本部分将从经济社会学视角论述现实的市场经济如何建立和运转,并以深圳的实践为例,总结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产业集群充分发展的原因。

(一)从制度到行动:市场化进程

主流经济学理论对市场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述行”学派认为,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超越了现实,对市场的构建起到引导作用,尤其在拍卖、电子交易等类型的交易活动中,往往体现的是经济学家理论模型的蓝图。 [6]现实中,法律制度能保护正当的经济行为,但并不能要求社会成员要多大程度上合作和保持精进的工作状态,尤其在温饱得到实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普遍如此。人类通过重复性的历史实践已经证实,向市场经济转向的过程不是强制颁布和实施一些法律条文就能实现的,市场化是一个庞大的制度变迁过程,要理顺整个社会复杂的规则体系,使其与新的市场规则兼容,才能使制度转化为人的行动。

1.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内涵

分工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涂尔干(1858-1917)用一套与亚当·斯密不同的理论解释了分工和市场经济。涂尔干认为人类分工不仅让效率大幅提升,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使社会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就像处于不同生态位的物种容易共存一样,分工避免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同质化竞争,缓解环境压力。涂尔干反对同时代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运作依靠的是个体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的观点,认为市场不是“去道德化”和纯功利主义的,而是建立了一套新的道德体系。为实现不断深化的生产分工,就要对社会进行动态重组,人和人出现“有机团结”,社会成为共同体,成员在追求各自利益时也要进行妥协,来实现对个人利益的超越,因为每个参与分工的人,都陷入了“义务之网”。对于契约和法律,涂尔干认为法律既是约束性的,也是支持性的,“凡是契约存在的地方,都必须服从一种支配力量,这种力量只属于社会,绝不属于个人”。[7]涂尔干的深刻在于他看到了契约关系中的非契约因素, [8]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法律,还需要社会团结、社会意识和社会秩序。拥有良好的市场道德体系的社会,有能力在个体利益之上追求更高的利益,最终惠及整个群体,形成正向循环;相反,如果缺乏市场道德约束,个体皆在法律底线追求最大利益,经济整体效率将大为降低,形成分利格局。即便是同样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方向却是相反的—具体经济影响在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三部曲[2]中得到充分论述。

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多元进程,是整个社会体系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包括融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创造出市场经济道德体系,结成有韧性的分工合作网络等一系列的社会转型。当社会体系容纳了法治、高效、充分竞争的市场认知,市场经济转型才得以完成,因此,市场化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


[2]分别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权力与繁荣》。


2.市场经济中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历史中,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更多是弱关联和短效应,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则普遍存在强关联和长效应。目前经济发展水平高且相对稳健的国家大部分分布在少数相对固定的几个文化圈中。马克斯·韦伯从文化的视角解释了市场经济下人类活动的差异:韦伯发现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加尔文教派)与市场经济下理想的人类行为方式最为一致,在韦伯观察范围内,商业发达的地区往往是新教教徒聚集的地区,新教教徒往往是一个地区商业最成功的群体。 [9]

现代经济社会学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变量,资源禀赋是外在条件,文化和价值观决定了人和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问题。文化如何影响经济难以度量,马里亚诺·格龙多纳为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并非用于评判不同文化的高低优劣,只是提供了参照系,说明哪些文化特质和观念更适合市场经济,这些特质和观念可以被任何一种文化所吸收。格龙多纳认为:(1)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诱惑,小有成绩之时最容易沾沾自喜而让经济发展昙花一现,具有一套保持精进的价值观和决策体系,是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 (2)内在价值观和工具主义价值观应相互结合,功利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短暂的,边际效益快速递减,而内在价值观则可以长期策动经济发展。(3)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形成价值体系,亲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对经济发展有利。(4)格龙多纳还对20种具体的文化观念进行了分析,解释这20种具体观念以什么样形式促进或者阻碍经济发展,包括宗教信仰、信任、道德观、财富观、竞争观、公平观、工作观、对“异类”的态度、时间观等。 [10]发展中国家通过有意识地规范和塑造社会文化,可以引导经济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稳定经济秩序。 [11]


3.社会网络与产业集群

涂尔干通过网络和角色来理解社会经济。不同网络内容易获得的资源不同,人们在特定网络中寻求特定的资源和技能,社会网络也创造经济惯例和制裁手段,可以大幅简化计算,降低交易成本,避免机会主义行为。波兰尼提出了“嵌入性”[3]概念,认为社会拥有某些共同的共有观念或社会想象,个人“嵌入”社会的各种规制当中,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 [12]马克·格兰诺维特1985年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开辟了新经济社会学,纠正了社会学过度强调社会的倾向,也指出了经济学完全忽视社会的严重缺陷。格兰诺维特认为真实世界的行动者“嵌入”在当下具体的社会关系当中,遵循习俗惯例来追求利益,但也并非完全处于社会被动,同时指出,正是因为网络内存在约定习俗、普遍信任,行动者之间才容易相互认知与合作,经济才有效率,经济学在个体行为分析中完全抛开社会关系网和信任以追求效率是缘木求鱼。 [13]

市场经济中的产业集群是可视化的社会网络,一般而言,本土产业集群具有鲜明的社会有机网络特征。共享的区域文化,成员的社会互动频繁,给解释产业集群的产生和演化提供了社会学视角。但应特别注意,社会网络的存在要比产业集群远为广泛,社会网络是产业集群的必要非充分条件,高质量产业集群的产生需要社会资本,社会学中用社会资本视角分析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新的范式。 [14]如果社会网络中所奉行生存哲学是彼此之间相互设防、相互欺骗或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价值观等,那么这样的社会网络难以形成现代化的具有竞争力和可持续的产业集群[4]。社会网络与产业集群之间不是静态的关系,社会网络的状态决定了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 (1)网络“嵌入”和信任增进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2)知识分工和网络学习提升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3)网络失衡和“嵌入性”依赖导致产业集群的衰落。[15]社会学和相近的人类学、民族志等学科在刻画社会网络的运作方式上采用社会调查、“深描”(thick description)等方法,能给具体社会网络-产业集群提供有深度的理解,对于理解其他社会网络则可提供参照。

产业集群也是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始于马歇尔19世纪末工业区的概念,到20世纪90年代波特提出国家竞争优势后,产业集群的重要性被提升,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中也把产业集群放入分析框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具备韧性和竞争力的组织因素,但主流经济学对集群的产生和运作机制只用资本有效性和地理差异来解释,这对跨国公司主导的“飞地产业集群”有效,而对本地自发产业集群则不够充分。随着可获得的数据越来越多和计算能力的增强,现代经济学对社会网络的研究也取得进展,使用经济学方法的社会经济学针对一个事实:“人类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化的物种,有相互交往的模式,而这些交往模式塑造了人类行为。人们的看法、购买什么产品、是否投资教育、是否犯罪等,都受朋友和熟人的影响。最终,完整的人际关系网络—它有多紧密,是否有群体被隔离,谁占据中心地位—影响了信息的传播和人们的行为。”[16]经济社会学使用更加规范的数据并以家庭、公司、国家、金融机构作为网络节点来展开研究,如诺贝尔奖得主班纳吉等人使用网络数据,发现印度乡村的小额贷款业务参与者具有很强的“同伴效应”,即一个家庭的决策与朋友的决策高度相关。 [17]鉴于经济学对社会网络观念的改变和对社会网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发展经济学、劳动力市场、风险、公共政策、国际贸易、金融市场等将通过结合网络分析以增强解释能力,社会经济学研究有必要不断扩大,成为经济学家的基本工具之一。经济学的定量分析与社会学的具体研究结合,能更好阐释社会网络与经济运转的关系。


[3]分别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权力与繁荣》。

[4]德国哥廷根大学贝克尔特教授解释“嵌入性”是指经济情境中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和观念的结构影响,行动者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一刻也不可分割的关系。参见:简斯·贝克尔特,叶鹏飞.经济社会学与嵌入性:对“经济行动”的理论抽象[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06):85-95.


(二)深圳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民企之都”的形成

经济内生于社会, Eric Florence在《向深圳学习》一书中,从域外学者的视角概括了他所观察的深圳社会价值观:自主、自强、竞争、冒险、平等、效率、法治意识等, [18]这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普遍价值观较为吻合,是深圳建成国内最成熟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基础。深圳建构市场经济价值观体系的过程是一项社会工程,在改革家的引领和市场激励机制双重作用下,市场观念被树立,社会网络交融重塑,深圳成为了中国的“民企之都”。

1.改革家引领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构

深圳是从边陲小镇起步发展成大都市的成功案例。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社会成员从四面八方各自的社会关系中“脱嵌”后重组,但任何一种既有文化都难以取得主导地位,在改革家、企业家引领下,在政策引导、市场激励作用下,深圳快速建构了全新的市场经济社会范式,也绝非偶然地成为大陆市场经济发展最成熟的地区。

一批改革者对深圳建设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领导中,袁庚对深圳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贡献是奠基性的和影响深远的, [19]从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中的阻力可想而知,“蛇口模式”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技术创新, [20]在一块面积很小的“试验田”里进行激烈的社会转型实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深圳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与苏联、东欧上世纪90年代转轨不同,没有西方经济学家给蛇口提出如何改革的具体建议,蛇口也不是以法律、产权的激进转变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切入点,而是把社会观念和行为惯例作为改革突破口。袁庚在蛇口以“大不了回秦城监狱去”的大无畏精神,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重塑了深圳社会价值观,震撼了整个国家。袁庚与蛇口的干部群众开创性地实施了工程承包、干部公开竞聘、民主选举、可以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领导干部等举措。袁庚主导创建的“蛇口模式”创造了全国24个第一,包括第一个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实行聘用制,改革工资体系;第一次进行工程招标;第一次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创办第一个股份制保险公司(今平安集团)和第一家企业发起的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建设第一个企业自办的对外开放港等,为中国改革开放奏响了“开山炮”。 [21]

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以来,历任主要领导承前启后,对深圳市场化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定位从“出口加工区”提升为“经济特区”,为日后深圳的发展赋予了更高的格局和更丰富的内涵,对金融、物价、劳动人事等方面全面进行改革,深圳率先提出以市场为导向,与国际接轨的方针,使深圳成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主战场和代名词;90年代,深圳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推进了所有制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强化按国际惯例开展对外开放,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还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体系和市场经济的四大运行机制;在世纪之交,深圳顺利完成一次重大的阶段性产业升级,高科技产业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高交会成为深圳的一张名片,与高科技产业相匹配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被建立起来。 [22]

由上至下推动的改革实践对突破旧的经济体制,开辟市场经济体系有重要的意义,伯恩斯 (Burns)认为企业家的革新不用触动社会法律和惯例习俗,而公共部门的改革者需要获得许可,才能以新的方法使用公共资源和改变制度习俗,政府部门的改革者也需要企业家精神才能推动社会范围的改革活动。 [23]与此同时,深圳的整个政府体系的运作文化也受到主要领导个人风格和工作安排的影响,锐意改革、能力较强的官员担任相应的职位,整个政府系统不断为市场经济不同阶段的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与支持。


2.市场激励机制、示范效应与社会观念的融合

固有观念一旦形成,需要较强的刺激才能实现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极为贫困的时代,市场激励机制给深圳民众带来了强烈的刺激,促使由移民重组的城市迅速接受了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洗礼。1979年蛇口码头建设期间,承担土方运输的施工方是国营单位,习惯吃“大锅饭”的工人每天每车只能完成20~30车次的土方运输,施工进度缓慢。经管委会研究制定了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实施每天定额55车次工作量,超额部分每车次奖励4分钱人民币,此举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每车每天工作量提升到150车次,使该段工程提前一个月完工,多创造130万元产值,工人的奖金只占多创造产值的2%,工人们用奖金购买彩电等重要“炫耀性”物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故事的传播。 [24]一些大胆的改革措施如外汇调剂机制、股票发行和股市的建立等,这些重大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上改变财富结构,更对市民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重塑。

深圳涌现出一批明星企业家,他们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功,也在领悟市场经济方面走在前列,以其个人经历与感悟对社会产生启迪,例如王石所著的《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20年》不仅是企业成长的记录,更是对转型社会的深入思考,让民众以更高的格局理解成功企业家,企业家被视为社会偶像。

香港为深圳形成市场经济社会观念提供了参照系。香港人在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较高的情况下,依然吃苦耐劳,不放过任何一个市场机遇,“狮子山精神”是新教伦理的现代世俗版本。深圳是香港居民往返内地的门户,也是很多香港居民在内地的居住地,两地市民的深度接触,有助于市场观念的传播。深圳政府在政策规划方面也大力学习香港的经验,降低了改革的试错成本。深圳可以直接收看香港电视,收听香港广播,香港的时事热点和影视节目对深圳市民意识、法律意识、社会责任、义工精神等与现代市场经济匹配的社会规范均有启迪作用。


3.“民企之都”形成的社会原因

深圳的产业发展由市场选择,政府只提供政策跟进,维护市场秩序。 [25]深圳的手机产业集群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2013年之前,中国手机产业主要有北京和深圳两个生产集群,北京的手机产业集群是等级森严的以诺基亚为中心的封闭体系,与本土经济联系很少,产业集群的空间区域位于北京星网工业园这一明确的区域内,是典型的“飞地产业集群”;而深圳的手机集群是平等开放的开放体系,大中小企业星罗棋布,地理上以华强北为中心辐射珠三角数千平方公里,并无明确的业务和空间的边界,是典型的社会网络型本土产业集群。 [26]深圳产业集群展示出对市场机遇的敏锐反应和韧性,从山寨功能机到品牌智能机,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形态一直在适应性变化,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技术、上下游协作的支持,而北京的产业集群随着功能机时代的结束和诺基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解体,其手机产业园区已转租其他行业企业。

同乡圈、校友圈、雇主圈等一系列新的社会网络,借助“差序格局”[5]连接形成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网络。IT界的深圳大学校友、电子通讯产业界的华为系、信息产业的腾讯系、地产公司经理人的万科系、地产界的潮汕商会、商业和投资领域的福建商会乃至各大学校友会等形成市场经济池塘中一个个环形波纹,大小不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信息能跨圈传递,好的项目容易获得融资,有技能的人才能够得到推荐。因此,经济能在产业变迁中自主地利用机遇,吸收冲击和分散成本。“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的知名度和接受度相当高,说明存在无数圈层网络的深圳已经构建了共同的“社会想象”,包容性(或者说不排外)超越了基于乡土关系促进建立开放的社会网络类型,深圳新移民从原有社会关系中“脱嵌”,融入深圳市场经济的社会体系中。

深圳被誉为“中国民营企业之都”,其社会原因可以归纳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发达的社会网络,使深圳形成大量本土产业集群。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相比,深圳市值千亿级以上的企业数量差异不大,差异在于金字塔之下的层次,深圳拥有百亿级以上的民营企业有上千家,十亿级的企业有上万家,亿级企业数不胜数,而这些百亿、十亿级别的企业往往与顶端大企业存在密切的业务联系,是产业集群的一部分。 [27]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经济顶端的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性质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往往与本地经济关联度不高,甚至还可能有“挤出效应”,并不像深圳这样位于金字塔上中下不同位置的众多民营企业相互之间产生丰富广泛的业务交叉。深圳的社会网络像高速公路一样四通八达,为民企产生和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深圳也因此得到“中国民营企业之都”的头衔。


[5]费孝通研究中国的乡土社会创造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网络关系如同一把石子丢入池塘形成相互重叠的圈子,即以个人为中心,随血缘、姻亲、同学、同乡等关系渐远渐弱。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三、高质量发展的构建:企业家精神与创新

高质量发展的最集中体现应该是经济社会出现连续的创新和涌现出的一代又一代企业家群体,引领产业不断升级。深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创新, [28]深圳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不断壮大的企业家队伍与企业家精神。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都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有深入的研究,经济社会学关注的是产生企业家精神与大量创新活动的社会条件和政策推动。

(一)企业家精神与创新诱导

1.移民城市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国际上很多知名科技公司的主要创始人都来自移民群体,如当前国际知名的Alphabet(谷歌母公司)、英特尔、Ebay等企业的创始人都是第一代移民,当今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曾连续建立移动支付Paypal、电动汽车企业特斯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和光伏发电企业太阳城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青少年时随母亲从南非移居北美。据统计,美国最有价值的科技企业的60%创立者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移民。 [29]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交叉学科研究看,存在“企业家特质”。而移民群体往往更富含“企业家特质”,首先做出主动选择来到新的地区的移民显然是更具有冒险倾向的群体,对风险的接受度更高;其次,移民来到新的环境,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原有知识贬值,语言生疏,没有路径依赖,为了生存需要不断尝试,激发了移民的企业家精神;第三,所属的族裔、文化网络在外界的压力下容易结成更为紧密的共同体,可给予创业者更强的支持,成为某种创业优势;第四,拥有与当地差异化的知识,有时可帮助移民发现商机或实施新的经营手段,与当地企业差异化发展,规避最初的竞争,所以移民中出现企业家的比例更高。当然,移民身份也有诸多消极影响,过重的共同体成本、自由受限等也不应忽视。 [30]

对企业家研究,经济学侧重系统和行动者维度,企业家是资本有效性、要素流动、市场准入等因素的自然产物;社会学则从企业家的特质和动机、社会环境影响(文化和结构)出发,认为企业家能辨别和利用新机会,成为企业家是个人的选择,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 [31]产生企业家的社会因素有两个维度,一是社会观念和文化方面,企业家的社会地位较高,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失败,能够激励具有企业家潜质的人才努力实现商业上的成功,从而达到社会“地位退出”(status withdrawal)的目的,相反,如果一个地区的社会隐性评价体系中,企业家不被尊重,具有企业家潜质的人可能会改变人生计划,来适应社会期待,获得社会认可,或者离开该地,异地创业;另一个是社会结构方面,潜在创业者能联系到社会网络资源,得到社会支持,就容易成功造就企业家,所以在某些族裔企业家比例会显著增加。 [32]此外,企业家开始创业的年龄往往偏小,这是因为年纪较小时,机会成本较小,预期收益较大(长),且不容易受困于守成的心态。

2.创新诱导

创新是对惯例的重构,惯例的产生有利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快速达成一致。市场机制会奖励对惯例的革新,并惩罚沉浸于惯例的参与者。主流经济学习惯用理性行动来描述经济行为:为实现单维度的最大化目标,企业家根据个人偏好和限制条件决定行动组合。与经济学的思考方式不同,社会学认识到真实的经济活动决策面临着多维度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尤其创新的目的和最终效果在一开始是模糊的,缺乏理性计算的基础,经济学那种从预期效果和约束条件中推演出决策的方法并不现实,复杂的创新决策来自于情境的定义,而情境包含的物质条件、因果关系、他人观念等经济考量和社会压力会对行动者产生影响。


(二)深圳创新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与政府功能

相比国内其他城市,深圳经济呈现速度、质量和效益协调统一。一项定量比较分析显示,深圳从2010年开始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3]深圳的城市形象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迎来跃迁,成为新兴的国际创新城市。 [34]市场、政府和社会三大引擎推动“深圳模式”的形成与完善。 [35]

1.对企业家友善的社会环境

一项对深圳企业的抽样调查揭示,深圳活跃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仅有36岁,显著低于所有其他接受调研的省市。深圳企业家是一个具有较高知识储备和创业经验的群体,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时间在所有调研省市中最长,具有大专、本科、硕士或博士学历的占比总和在调研省市中最高,见图1。在创业的经验方面,深圳企业家中连续创业,即创业两次及以上的比例接近40%,位居调研省市之首,反映了深圳企业家极具创业主动性并有较高的创业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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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企业家的初始资本投入相对较低,但技术投入强度最高,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和交流非常频繁。与同类企业相比,深圳的初始投资额仅是上海的2/3和北京的2/5,但年度创新投入是上海、北京同类企业的2倍。深圳的社会网络更加发达,从企业家之间的沟通看,深圳企业家之间相互咨询建议的密切度远高于其他被调查地区,每天与其他企业家沟通的比例是北京和上海企业家的两倍半,这与深圳作为“民企之都”具有发达的社会网络相一致,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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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具有尊重企业家的文化,企业家比政府官员更受尊重。 [36]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由市民与专家共同推选出的“深圳十大观念”,其中“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敢为天下先”等提法体现了深圳对企业家和创新的社会友好度。深圳企业家并未格局固化,而是呈现代际重叠,深圳第一批企业家主体已是70多岁的老人,新锐知名企业家更是只有30岁左右。 [37]


2.创新诱导型政策与产业持续升级转型

深圳创新有四个“90%”现象:90%以上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源于企业,90%以上专利发明出自企业。 [38]深圳创新逻辑链条是“产业分工→知识生产→知识扩散→知识快速积累→更加细化的产业分工”, [39]社会网络支撑下呈现分工模块化分散结构,不同模块链接组合成不同产业链,和沿海地区出现的专业于某一行业的产业集群不同,深圳本身就是大量不同产业集群密切联系的核心区域,每个网络上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有机合作的节点,网络之间具有开放性,便于要素组合。以无人机为例,无人机作为创新产业,近年迎来“井喷”式发展,无人机需要碳纤维、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等一般产业配套,深圳原有的手机、鱼竿、自行车等产业集群高效协作,推动深圳的无人机市场快速发展,独占到世界无人机消费市场的最大份额。深圳的创新体系表现为大企业龙头引领,中小企业遍地开花,如华为等前10家大型企业贡献了深圳地区全部国际专利(PCT)申请中约50%份额,与大企业共生的专业化中小型创新企业贡献了另外50%,华为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中包括了20家上市公司,深圳有6家,占约30%。

众所周知,深圳起步较晚,本地高校、科研院所较少,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创建深圳大学之外,也着力引进优质科教资源,其中与中科院的合作较为成功,孵化出国内第一部手机制造商科健,第一个现代医疗器械生产商安科,并由产业集群实现知识的扩散,90年代建立虚拟大学园,引入数十家大学和研究院,进入新世纪创建深圳大学城、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引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为深圳科技发展提供科研资源和人才培养基地。

深圳政府的职能定位是促进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孕育和推动创新。深圳不仅选择优胜者,而且同时支持同一技术领域的多个企业进行创新,例如深圳科创委设立的“创新券”项目,企业获资助比率为88%,其中85%是小微企业。创新券资助规模小,起到的是刺激作用,部分不曾有过R&D投资的企业在获得创新券后开展了研发活动。从生产投入产出分析角度来看,获得创新券后,企业技术效率平均提升约7%,创业资助率约占1/3。创业资助规模最高可到50万元,显著刺激了获资助企业的R&D投入,并提高了企业专利申请数。[6]这种资助方式有利于提升深圳的创新“情境”,形成创新氛围,引导企业创新发展,避免出现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


[6]数据来自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数据分析。


深圳建市40年来,能够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自发的持续产业升级,产业政策一直在发挥幕后作用,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历史中极为特殊。本文分析的深圳经验体现出这样的过程:显性的市场机遇和诱导性政策与隐性的社会资本有机结合作为输入变量,在市场经济运行体系内创造出产业集群、丰富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情境,演化出产业分工的细化和裂变,产业重组创造新的产业和创新网络内的知识扩散,作为结果输出的是深圳自发的持续产业升级,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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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展望

深圳市政府因势利导,助推行业竞争发展,保持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晰,使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结合丰厚的社会资本,是深圳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自发产业升级的原因。这是对深圳经济模式的一种社会学解读。从深圳的发展经验看,独特的社会资本有力地推动了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没有理解深圳发展的隐性因素,生搬硬套深圳的显性“经验”,无法复制深圳的成功。当然,深圳自身也应意识到,深圳的社会活力是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泉,不断推高的成本正在对社会体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部分重要产业的外迁是直观表现,如果外迁速度大于内生速度,就会出现产业空心化;标准化的人才引进政策在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同时,也“定义”了人才,降低人力资本多元性,忽略了“边缘人”是创新的主力。深圳更应该警惕,从2007年到现在,再没有新的知名企业出现。 [40]因此,深圳需要培养一批经济社会学者,有意识地对各项重大政策做出社会影响评价,必要情况下实施有效的社会工程,促进社会资本更高效地积累,保持深圳的社会活力,提升深圳长久竞争力。

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不是虚拟的模型,而是在市场、政治、社会和空间等几种力量共同塑造下的真实存在。深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应该有意识地培育社会资本,协调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关系,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布局,加快创新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法治环境、促进收入提高,这是深圳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更是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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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郑令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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