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特区经济结构变化对广东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作者：杨新洪  2021-09-15 14:43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市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华侨众多的地理人脉优势，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经济特区。三个经济特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进出口和常住人口等统计数据显示，经济特区建立40年（1980—2019年）来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和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内外需求稳定增长、城乡发展差距缩小、人口规模及素质的大幅提高等，都成为了当地乃至全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目前，经济特区也面临如何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挑战，这对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当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契机、推动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建设、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因地制宜地探索发展道路，这也将为广东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摘要]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地市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华侨众多的地理人脉优势，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经济特区。三个经济特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进出口和常住人口等统计数据显示，经济特区建立40年（1980—2019年）来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和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内外需求稳定增长、城乡发展差距缩小、人口规模及素质的大幅提高等，都成为了当地乃至全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目前，经济特区也面临如何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挑战，这对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当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契机、推动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建设、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因地制宜地探索发展道路，这也将为广东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关键词]经济特区经济结构 经济增长驱动力 经济结构演变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5-0082-11

1980年，国务院决定在广东和福建设立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以邻近港澳的地缘、人脉优势，成为全国最早的3个经济特区。经过40年的艰辛探索，广东经济特区运用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率先改革开放，大胆先行先试，引进资金、技术、信息和经验，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提升，充分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先行者示范带动作用，为广东及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引领和示范，有力支撑了广东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一、广东经济特区经济结构演变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特区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结构同经济发展相适应，对全省经济的影响逐渐扩大。1980年，广东经济特区地区生产总值16.10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仅为6.4%，到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达33,057.06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30.7%；年均增长达17.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3个百分点（见表1）。1980年，经济特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43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19年达16.34万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7倍，1981—2019年均增长12.3%，高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见表2）。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由1980年的1.83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4,255.92亿元，占全省的比重由4.8%增加到33.6%，年均增长22.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2个百分点（见表3）。当前，经济特区已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工业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完成内外需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转变，城市化建设提速，城乡差异缩小并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形成劳动力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并支撑经济发展需要的人口结构。 ^[1]

（一）广东经济特区产业结构演变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特区的产业结构处于快速优化之中，第一产业占比迅速下降，第二、三产业占比稳步提高（见图1）。

1980—1992年，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三产业占比迅速上升。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被冲破。深圳工业起步，“香港前店，深圳后厂”的格局迅速形成，以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开始发展；珠海确立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为建设一个花园式海滨城市打下良好基础；汕头凭借较好工业基础，初步形成传统工业及新兴工业并举的工业产业体系。 ^[2]1980年，经济特区三次产业占比为27.5∶32.4∶40.1，到1992年，三次产业转变为6.7∶45.9∶47.4。

1993—2002年，二产占比超过三产，三产占比小幅波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确立。深圳承接香港产业转移，形成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珠海逐步形成颇具特色的电子信息、家电电器、精密机械制造和生物医药等产业；汕头逐步形成以纺织服装、工业玩具、塑料化工、食品医药等支柱产业。 ^[3]到1998年第二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三产业，三次产业占比调整为3.1∶48.6∶48.3。2002年，三次产业占比转变为1.9∶49.6∶48.5。2005年，第二产业占比达到历年最高53.6%，三次产业占比转变为1.2∶53.6∶45.2。

2003—2012年，二产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开始稳步上升。这一时期，特区经济由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深圳现代物流、现代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占比逐年提升；珠海、汕头通过规划引导和政策扶植，大力发展服务业。2009年开始，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0%，并超过第二产业，2012年三次产业占比转变为0.7∶45.8∶53.5。

2013—2019年，第二产业占比稳步下降，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产业向高端方向发展，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先进制造、高技术制造快速发展，以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到2019年，三次产业占比转变为0.6∶40.2∶59.1。

（二）需求结构演变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内需支撑带动经济发展，外需受国际环境影响较大，总体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趋于稳定。1995年，经济特区消费率、资本形成率、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率分别为40.5%、43.0%和16.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经济特区外向型经济受到影响，消费成为主要支撑力量。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率从1997年的17.7%下降至2004年的12.3%，消费率从1997年的40.7%增长至2004年的49.6%，资本形成率保持稳定，从1997年的41.6%回落至2004年的38.1%。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经济特区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率从2005年的18.3%增长至2008年的25.2%，消费率保持稳定，资本形成率从41.5%下降至35.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经济特区消费率稳定在42.0%左右，资本形成率从2009年34.1%上升至2017年37.5%，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率保持在20.7%以上，呈现“三驾马车”协同驱动态势（见图2）。^[4]

投资关键性基础性作用持续显现。改革开放初期，集中力量建设深圳经济特区，首创利用外资解决建设资金不足问题，通过特殊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国外特别是港澳资金进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5]1980—1992年，是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发展期，城市建设及基础设施投资带动投资快速增长，经济特区投资占全省的比重由1980年的10.6%提高到1992年的29.4%；年度间波动幅度较大，其中1986年下降13.0%，1992年增速高达102.4%。1992—2012年，投资进入纵深发展时期，第二产业投资带动投资总量继续扩大，增幅波动明显减少。其中，2002年突破千亿元，到2012年，达3713.97亿元，占全省的比重稳定在20%左右。2012年以后，投资结构进入优化期，高端产业及第三产业补短板投资力度加大，投资规模创新高，2015年投资总量突破五千亿，2018年突破万亿元 （见表4）。投资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产生积极影响，到2019年，经济特区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制造业投资比重达39.6%，高于全省11.7个百分点。

消费规模扩大，消费水平提升。经济特区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消除市场壁垒，促进了资源要素流通，消费市场活跃，最终消费率始终保持在39%以上。内需显著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80年的10.87亿元，提高到2019年的9,710.55亿元，年均增长19.4%，占全省的比重从9.2%提高到22.8%。其中，1982年突破10亿元，1989年突破百亿元，2000年突破千亿元，2012年突破五千亿元，达5,673.80亿元，这是1980年的521倍。2012年以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2—2019年均增长8.0%（见表5）。消费支出增加。深圳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性支出从1988年的195.45元增加到2018年的3,377.92元，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85年的47.5%逐步下降至2018年的29.2%；珠海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86年的1,273元上升至2018年的36,819元，年均增长11.1%；汕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80年的329元上升至2018年的21,998元，年均增长11.7%。从消费类型看，在吃穿行等传统消费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文化娱乐等品质消费开始发展并壮大。

进出口完成从规模到质量的跨越。自经济特区设立以来，充分发挥对外窗口的功能，开放型经济持续发展，进出口规模日益扩大。经济特区出口由1979年的2.12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728.4亿美元，年均增长19.6%（见表6）。1980—1992年，深圳依靠毗邻香港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出口；汕头凭借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吸引国外投资，拓宽进出口市场；珠海邻近澳门，对外贸易频繁。这一时期，经济特区进出口以低端加工贸易为主，出口年均增长高达38.4%。1992-2012年，随着深圳承接香港国际产业转移，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进出口是1992年的19.8倍，出口年均增长17.1%。澳门经济体量小，对珠海经济辐射有限，珠海进出口规模小，2012年珠海进出口不到深圳的10%，但增速较高，1992—2012年出口年均增长17.8%。汕头由于地理位置、营商环境等自身发展因素影响，进出口逐渐减少，更多开发国内市场。2012年，汕头进出口是1995年的2倍，1992—2012年出口年均增长8.5%。2013年以后，国际贸易环境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特区进出口增速放缓，企业“引进来走出去”步伐加快，外贸进出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2019年，特区进出口总额年均下降1.1%，低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三）城乡结构演变路径

经济特区较早开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城市发展看，早在2004年，深圳已全部实现城镇化，是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此后深圳城市化建设提速，与香港合作不断推进，建立深汕合作区，城市影响力逐渐提升，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1985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5元，至2019年达62,522元，是1985年的32.6倍。珠海在特区建立之初，就坚持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尊重人才、和谐发展的特区之路，人居环境全国一流，是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整体城市景观入选“全国旅游胜地四十佳”的城市。珠海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85.5%提升到2019年的9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6年的1,484元提升至2019年的55,219元，增长36倍。汕头成为粤东地区中心城市。其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67.0%提升至70.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0年的315元提升至2019年的31,416元，年均增长12.5%。^[6]

珠海、汕头城乡差异呈现先拉大后缩小的过程。珠海城乡收入比从1986年的2.02扩大至1996年4.13，此后逐步下降，到2019年仅为1.90。汕头城乡发展差异小于珠海，城乡收入比从1981年的1.34逐步扩大到2008年的2.57，2009年以后缓慢下降，到2019年为1.77（见图3）。

（四）人口结构演变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入，为特区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 ^[7]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特区人口总量不断增长，人口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及发展背景的不同，深圳人口结构与珠海汕头相比呈现不同演变历程。 ^[8]

深圳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年末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33.29万人发展到2019年1,343.88万人，增长39.4倍（见表7）。男女性别比走向协调。2010年，深圳男女性别比为113.1，此后逐年降低，到2018年下降为101.1，呈现基本均衡状态。2016年底，常住人口平均年龄32.5岁，属于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出生率及自然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增长，全面二胎政策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外来人口增长快于户籍人口增长，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比高。1980—2018年，非户籍常住人口年均增长24.8%，高于户籍常住人口17.7个百分点。人口素质经历从低到高的过程。1980—1992年，深圳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产业迅速发展，吸引全国各地劳动力迅速流向深圳，外来流动人口以低学历为主。1980年，深圳常住户籍人口32.09万人，非户籍人口1.20万；1989年非户籍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11.96万人；到1992年，常住非户籍人口是户籍人口的2.3倍。1993—2002年，深圳经济初具规模，开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交通、饮食、旅游、服务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大力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对教育学历水平较低的和教育学历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的需求呈平行状态。到2002年，常住非户籍人口是户籍人口的4.4倍。2003年以后，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到2012年，常住非户籍人口是户籍人口的2.7倍，差异比2002年明显缩小。至2018年，这一差异继续缩小，常住非户籍人口是户籍人口的1.9倍。

珠海人口增长相对稳定，人口密度全省最小，以小而美著称。2019年，珠海常住人口202.37万人，仅为深圳的15.0%，比1980年增长4.5倍（见表7）。2018年，人口密度1089人/平方公里，是全省人口密度最小的城市。男女性别比先上升后下降，女性人口增加。1980年至1992年珠海发展较快，吸引大量外来人口，男女性别比由1980年的102.9逐年上升至1992年的108.2，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女性人口的增加，至2018年男女性别比降至100以下，达99.9。流动人口增长较为缓慢。2000年，珠海流动人口49.05万人，仅为深圳的8.3%；2010年，流动人口58.38万人，为深圳的7.0%，比2000年增长19.0%。

汕头经济特区常住人口持续增加，但人口吸引力持续下降，呈现劳动力输出特征。1990年汕头经济特区常住人口371.11万人，2019年增加到566.48万人，是珠海的2.8倍，深圳的42.1%（见表7）。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异由多转少。2000年，汕头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多8.95万人，到2015年，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4.75万人，2019年差距扩大到5.57万人。迁入人口逐年减少，迁出人口逐年增加。1990年，迁入汕头人口多于迁出1580人，2000年迁入少于迁出2371人，到2018年差距扩大到2.85万人。

二、广东经济特区经济结构变化对全省增长驱动研究

（一）产业结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

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的产业结构调整早于全省，2012年以来，产业转型升级成果逐步显现，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全省工业走向高端化和智能化。2012年以来，经济特区注重发展知识技术密集、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先进制造、高技术制造业发展速度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外溢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珠江东岸，以高新科技产业为主，深圳辐射带动东莞、惠州等地的发展；珠江西岸，佛山、中山等地制造业发达，拥有家电、机械装备、灯饰、陶瓷、家具等大型的产业集群。随着深中通道、广深港高铁等开通运营，深圳的企业、技术、人才将加速从东岸跨向西岸，带动整个珠三角工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发展。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3%，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4.3%。

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带动服务业转型升级。2019年，经济特区服务业增加值19,549.3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59.1%，比2013年提高4.4个百分点，比全省高3.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2%，比2013年提高12.0个百分点，其中深圳达66.4%，珠海达66.5%。经济特区中，深圳第三产业占比达60.9%，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9.1%，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2.4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8.5%，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11.8个百分点。商贸会展、教育、旅游、家庭、体育服务等生活类服务业发展加快，其中珠海旅游业由于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发展较快，推动向全域旅游新模式深度拓展；互联网平台、现代金融服务不断拓宽经济新路径，数字经济、新消费业务蓬勃发展。

创新资源集聚，引领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特区加大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和核心关键技术攻关的投入，科技投入占全省的比重较大。2018年，经济特区R&D经费投入1,277.34亿元，比2013年增长近1倍，占全省47.2%，比2013年提高2.9个百分点。深圳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R&D投入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第三，投入强度位居全球前列。 ^[9]至2018年底，深圳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9倍，有效发明专利5年以上维持率达85.6%，位于全国大中城市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5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以深圳为核心的广深科技走廊，已经成为聚集全球创新资源的大磁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要素流动的枢纽，向周边城市释放强大能量，快速带动珠三角城市群的创新协同发展，为全省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力支持，为全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保障。

产业协同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经济特区三市看，特区产业发展以国际贸易、出口加工、旅游、房地产、金融、物流、临港产业为主，从产品和产业结构看较为雷同。采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国际工业研究中心提出的结构相似系数判断经济特区产业结构趋同的状态，2018年深圳、珠海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大于0.8，说明从三次产业层面来看，深圳、珠海三次产业结构存在高度趋同。 ^[10]

（二）需求结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

经济特区经济增长依靠外需拉动的特征较为明显，2017年经济特区货物与服务净流出率比全省高14.5个百分点。2012年以来，受国际环境影响，外需对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作用减弱，投资、消费拉动作用增强。2017年，经济特区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率比2012年下降4.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率比2012年提升4.4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大于全省。深圳、珠海把握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机遇，汕头加快区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经济特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加快。2019年经济特区基础设施3,122.19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26.7%，其中深圳、汕头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33.6%和79.7%。在补短板投资较快增长的带动下，经济特区第三产业投资较快增长，2019年深圳、珠海、汕头第三产业投资增速分别为19.9%、4.6%和21.4%。其中，深圳教育业投资增长47.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45.2%；珠海教育业投资增长62.0%，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投资增长62.3%；汕头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38.9%、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204.7%。房地产投资仍然占较大比重。2019年，深圳、珠海、汕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41.6%、45.3%和14.5%，分别比2012年提高9.8、14.6和0.9个百分点。

辐射带动全省消费增长。2019年，经济特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710.55亿元，年均增长8.7%。消费模式从线下转到线上。2019年，深圳网上零售额快速增长，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41.4%，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34.7个百分点；汕头增长20.2%，其中快递业务量增长45.8%，排名全省第五位。批发销售额比重持续上升，辐射带动作用较强。2019年深圳商品销售总额中，批发销售额占商品销售总额的8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体现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长较快。2019年，深圳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增长13.8%，书报杂志类增长16.1%；珠海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15.7%；汕头通讯器材类增长52.1%，文化办公类消费增长27.7%。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动更高层次的消费需要，2018年深圳“发展型”消费支出（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达26.9%。

带动全省开放水平提升。近年来，经济特区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特区、湾区和自贸区的叠加优势，深入推动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自贸区建设，牵引带动全省开放型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1]2019年，深圳、珠海、汕头实际利用外资703.09亿元，占全省的46.2%，比2012年提高17.3个百分点；进出口达4,824.2亿美元，占全省46.6%；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占全省的50%。深圳出口总额连续27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一般贸易出口占出口比重45.4%，比2013年提高18.9个百分点。从进出口商品种类看，进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不断增长，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明显增加。2019年，深圳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分别达76.5%和48.4%；珠海分别为34.8%和24.1%。

^{[1]袁晓江.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是经济特区新时代的使命[C]//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深圳市前海创新研究院，等.2018世界经济特区发展（深圳）论坛—改革开放再出发论文集.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2018：62-64.}

（三）城乡结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

经济特区各城市发展影响力不同，城市间发展差异日渐突出。近年来，随着深圳城市发展，经济实力大幅增强，已成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和珠三角核心区发展的核心城市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肩负新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任。其城市发展及城市建设经验，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成功经验和示范。珠海从注重污染治理等具体生态环保工作，到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谋划，探索和实践了城市生态文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道路，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和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生态文明建设珠海模式。同时，珠海也需抓住加强与澳门合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的历史机遇。汕头城市发展则承担着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沿海经济带东翼重大引擎等使命。2019年，深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是珠海和汕头的1.16倍和4.27倍，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珠海和汕头的1.2倍和2.3倍。 ^[11]

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较为缓慢。三大经济特区中，珠海、汕头的农村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较少。2018年，珠海、汕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0,475元和14,054元，汕头低于全省1,357元。2019年，珠海、汕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1.9%和3.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2和1.1个百分点；同年，珠海、汕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9,069元和17,735元，比2014年增长58.0%和58.5%，低于全省4.3和4.8个百分点。

（四）人口结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

近些年经济特区高度重视人口人才发展战略，频繁出台力度空前的人才政策措施，常住人口规模呈现加速增长势头。由于珠海人口占比较小，汕头劳动力呈输出特征，这里重点以深圳为例进行分析。

人口持续净流入，大量高素质人才向深圳集聚。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比上年新增41.22万人，继续高居珠三角九市、粤港澳大湾区首位。2018年，在深圳新增常住人口中，应届大学毕业生和各类人才占比近六成；留学人员累计超12万人，其中2016年新增首次突破1万人，2017年同比增长74.2%，呈直线上升趋势。2015-2017年三年间，深圳引进的人才的平均年龄约为27岁，加速向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呈现出强大的人口活力。

人口持续流入对城市基本服务均等化、社会治理等方面构成挑战。深圳城市年轻，经济活力强，人口发展呈现快速增长、明显的非均衡特征，带来明显的交通拥挤、房价高企、职住分离、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并对深圳市人口有序发展、营造宜居宜业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对其他城市发展和社会治理形成一定的警示意义。 ^[12]

三、广东经济特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建议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经济特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新优势。广东经济特区自设立以来，均以“改革”和“开放”为关键词，走在全国前列。新时代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继续发挥高度市场化的体制优势、多元自由平等的文化优势和创新优势。推动特区产业转型升级，以实体经济为发展的着力点，推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产业转型升级。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要方向，在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应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和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

充分利用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建设等政策空间，推动特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利用改革开放时期的优惠政策，是广东经济特区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广东省委、省政府也发布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在广东经济特区目前发展的新阶段，更要充分利用中央和省内的政策空间，发挥制度和政策优势，推动经济特区跨越式发展，突破目前存在的各种瓶颈。 ^[13]

扩大对外开放，推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家“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建设，拓宽对外贸易市场；推进经济特区内自由贸易区建设，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探索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市场机制；支持深圳“双区”建设，珠海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城市建设，发挥核心城市带动作用，推动汕头粤东中心城市建设。

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推进经济特区城市建设。要加强城市发展的长远规划与设计，加快补齐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更加注重城市的更新和城市治理，提高对产业和人口集聚的支撑能力。支持科技创新与城市各方面的设计相结合，将城市各方面的设计与城市发展质量、城市标准、城市品牌、城市信誉连成一体，协同促进特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4]

持续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推动特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形成特区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通过城乡规划、基础设施规划、产业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等多规合一，推动特区城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逐渐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形成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三大体系一体化及多规一体化，实现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推动城乡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的双向互动。

特区城市要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制定适合自身的特色发展道路。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城市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具有一定的发展共性，但是发展阶段略有差异，也各有其自身发展特点。 ^[15]深圳经济体量大，人口多，科技创新能力强，工业化程度高，毗邻香港；珠海经济体量小，人口少，环境好，毗邻澳门；汕头发展相对落后，人口多，是粤东沿海经济带的重心城市，发展潜力大。因此，三个城市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才能各自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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