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制度与繁荣：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作者：马卫红  2021-09-15 14:43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之于转型中国的制度价值得以彰显。可以说，深圳同中国的改革开放融为一体，深圳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昭示着中国现代化城市的镜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制度识别意义的样本。文章基于深圳的发展经验，揭示了观念—制度—繁荣之间的动力机制究竟是怎样的。首先从观念的力量出发，分析深圳人的精神观念对良好营商环境的作用；然后分析观念支撑的社会选择形成的制度特质；最后探讨深圳的市场繁荣，解释它所代表的这种新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动力学形态。

[摘要]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之于转型中国的制度价值得以彰显。可以说，深圳同中国的改革开放融为一体，深圳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昭示着中国现代化城市的镜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制度识别意义的样本。文章基于深圳的发展经验，揭示了观念—制度—繁荣之间的动力机制究竟是怎样的。首先从观念的力量出发，分析深圳人的精神观念对良好营商环境的作用；然后分析观念支撑的社会选择形成的制度特质；最后探讨深圳的市场繁荣，解释它所代表的这种新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动力学形态。

[关键词]观念 制度 繁荣 社会选择 政府行为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5-0137-09

一、引言

深圳作为我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经过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实践，成为世界上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奇迹。这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确定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是时代赋予了深圳新的历史使命和机遇。

深圳是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它是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新时代的重要窗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有探索综合示范功能的重大平台，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追求人类美好生活和美好制度探索新路径。 ^[1]多年来，深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众多扎根深圳的富于活力的中小企业以及华为、腾讯、平安、招商银行、大疆、迈瑞、大族激光、比亚迪等大企业的成功案例就是对这条重要经验的有力佐证。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县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研究”（18ZDA108）；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资源配置机制研究”（SZ2020D020）。本文曾入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9年会论文集，并受邀在年会上发言。}

对于深圳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很多解释突出强调深圳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和国家的特殊政策扶持，粗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经不住细究。同期划为经济特区的地方有4个，都同样享有国家的特殊政策；同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经济特区珠海，拥有与深圳类似的区位优势。特殊政策和区位优势并不是深圳经济特区独有，为什么唯有深圳成为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可见，单纯从这两个方面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深圳的经济繁荣和城市发展，除此之外，一定另有深层次的原因。或许这个深藏的原因正是深圳可以提供给其他城市的、脱离了地域特殊性和政策特殊性的示范价值。

已经有一些研究尝试从理论上解释“深圳模式”的40年发展历程,提出“三个引擎”共同驱动论， ^[2]也有研究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解释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3]可是，深圳的市场繁荣是综合性的、多领域的，社会因素在其中同样起着关键的作用。深圳的繁荣不只是依靠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因素不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而是多种因素的历史合力。 ^[4]我们都知道，深圳的成功发展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三个引擎”共同驱动的结果， ^[2]但是，政府、市场、社会是如何有机地、和谐地契合成一张拼图的呢？它的起因以及内在的联结机制到底是什么？麦克洛斯基认为观念改变世界，造就了现代世界的繁荣，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起因。 ^{[5]（P13-15）}深圳的城市观念其实是它最重要的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软环境，一个城市内在的精神气质和观念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本文将以观念为突破口解析深圳繁荣的密码。文章基于深圳的发展经验，揭示观念—制度—繁荣之间的动力机制。首先简要回顾相关研究，然后从观念的力量出发，分析深圳人的精神观念对良好营商环境的作用；接着分析观念支撑的社会选择形成的制度特质；最后探讨深圳的市场繁荣，解释它所代表的这种新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动力学形态，进一步挖掘繁荣的基石，以期揭示其普遍意义和示范价值。

二、现有解释及其局限

观念、制度与繁荣这3个词都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高频词。但是，现有研究集中在观念与制度、制度与繁荣两两关系的分析，鲜有研究将观念、制度与繁荣贯穿起来，并揭示其内在的联结机制。

以制度为目标的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献，本文不打算对制度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因为，本文不是以解释制度为目的，而是要解释深圳为什么能够繁荣，在本文的分析中，制度是支撑繁荣的载体，是这一解释链条的中间环节，制度的生命力源自哪里，以及如何支撑起深圳的市场与社会繁荣是本文关心的问题。因此，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对观念、制度与繁荣相互关系的论述，以便探究支撑繁荣的动态动力机制是如何形成、怎样维持的。

观念的重要性受到广泛关注。广东的社会变革更体现为以观念变革为先，观念是引领社会变革的源动力。 ^[6]关于观念如何塑造制度，曹正汉^[7]、罗必良^[8]、郎有兴^[9]等人的研究做了很好的综述，此处不再赘述。不过，关于什么样的观念对制度起作用这一问题，前人的研究以及他们的综述研究仍然留有值得商榷之处。已有文献认为，利益集团或社会精英的观念对制度产生重要作用，精英人物对制度的影响更大。 ^[8]显然，这种观点忽视了普通人共享的观念的作用。观念按其存在形态可以分为个人观念与集体观念两种类型， ^[10]精英人物的观念属于个人观念，精英人物对突发性社会变革的影响可能很大，但是，对于社会的持久发展来说，普通人的思想观念将更加重要。普通人的思想观念通过不同的形式进行交流、碰撞、争鸣，形成思想市场。 ^[11]个人自觉、集体模仿和社会舆论推动集体观念的转化，使集体成员能够产生一致的行动。 ^[10]它体现的是共享心智模型和社会选择：观念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型，产生社会秩序，形成社会选择。 ^[12]当这些观念变成普通人的日常实践时，它才是有生命力的，才是坚不可摧的。

奥尔森在研究权力与繁荣的时候指出，世界上不同国家富裕程度的差异主要是市场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 ^[13]同样的市场，不同的制度安排，达到的繁荣程度不同。梅斯奎塔等人发现，经济繁荣与政府政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是经济繁荣或衰败的主要原因，这其中政治领导人特别关键。 ^[14]现有研究看到政府在制度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多数倾向于认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会有损于繁荣。这样的解释立场属于静态视角，忽视了制度的创制虽然通常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但是，制度一旦形成又具有自己的生命力，也会受到自然演化力量的牵引和修正。那么，政府是如何在理性与非理性、设计与非设计的互动作用中创制制度并使其尽可能有效呢？这其中，普通人的共享观念、制度与繁荣之间是否存在紧密联系呢？这些问题是现有研究尚未回答的。深圳40年的发展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三、深圳十大观念的力量

深圳40年的历程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解放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为深圳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合法性基础。第一次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共识。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得以确立，经济建设回到了中心地位。第二次姓“资”姓“社”的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确立了市场经济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路径。第三次姓“公”姓“私”所有制问题的争论，承认了私有产权的合法地位。 ^[15]私有产权的确认使改革冲过了险滩，成为支撑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三次大的思想解放，从本质上讲都是在争论“该不该以及如何对个体解放”。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不久，深圳的试点发展实践直接引发了第二、第三次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对个体解放的认识，是深圳观念诞生的有机土壤。深圳观念，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实践而形成的精神产物，它先于制度为深圳的繁荣注入了内生动力。

经济特区建设之初，邓小平同志“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的指示让深圳必须解放思想，观念先行，寻求生机。深圳市政府有感于经济特区建设之艰辛，需要凝神聚气，集聚城市力量，于1995年和2002年引导社会各界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深圳精神大讨论”。^[16]并在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再次通过媒体开展“深圳观念”评选，最终评选出“深圳十大观念”，并集结成书出版。 ^[17]深圳这片热土上诞生的十大观念受到普遍的认同，它既凝聚着深圳人走向改革开放的共同记忆，也指引着深圳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深圳十大观念以经济为基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这种精神和观念是激发市场活力、大力发展生产力、鼓励开拓创新的血液，不断滋养着身处这片热土的深圳人。这种观念所营造的精神氛围、所激发的能量是任何硬件设施无法比拟的。深圳十大观念也是以自我提升和激励为动力的。“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这些观念激励深圳人不断自我革新、自我提升，只有自我不断努力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至于被淹没。深圳十大观念更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为保障。“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体现了深圳的开放品格和包容精神，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而是更受尊重更有尊严。开放、包容、创新的观念为深圳营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深圳十大观念体现的思想解放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中国人的关系和圈子观念，倡导的是普通人之间的互信和交往，这奠定了自由精神的社会基础。麦克洛斯基认为，自由能够激发希望，使个体在面临约束条件下仍然拥有冒险的精神，期待改变自己。基于此，他得出结论，现代世界是企业家们所拥有的充满希望的自由精神缔造的。 ^{[5]（P504-507）}伯林在他《观念的力量》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立场，他认为对商业和企业家价值和地位的肯定性评价最终为现代世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先决条件。 ^[18]他们这种充满希望的自由精神使得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中获得尊重。尊重形成的社会因素，加上自由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尊重和自由并存就产生了一种内生性动力。这种观念的力量成为深圳经济繁荣的基因密码。

回顾深圳发展史，能吸引那么多人寻梦深圳也正是“深圳十大观念”的魅力，不只是这里的高楼大厦和物质财富等这些看得见、摸得到的环境。与此同时，深圳也正在对全国进行观念和价值的反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解放思想，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探索和实践，正在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普遍的观念动力。

四、社会集体选择下的深圳制度特质

众多研究揭示，不同制度可以带来同样的经济绩效，相同的制度也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因此制度安排与经济繁荣之间不具有确定性的因果关系，需要寻找更为前置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了选择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制度，以及是什么保障了制度的持续效用。观念引导的共享心智决定了社会集体选择的偏好，造就历史积淀下的制度特质。

理解深圳的现在，需要从它的历史溯源。深圳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它所处的这个区域历来是中国接触外界的最前沿。古代中国，这个地区是对外最具辐射能力的区域；近代中国，这个地区是西方工业文明传入中国的前沿；当代中国，这个地区是改革开放的探索地带。从历史演进可以看出，这一区域历来的基本特征就是开放性和多元化，多样性的汇聚与并存是这一区域的特殊性。因此，深圳的发展本质上看是历史中国变迁的多样性在多层面的结构性转变。这种多样的结构性变革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进行说明。微观层面来看，人的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务农到工厂再到公司，体现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工作变动和自由流动是深圳这个新兴城市成功的内在原因。工作结构的变革，人的工作场所与工作内容方式的变革，如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以及服务业的兴起，劳动力的流向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中观层面来看，深圳的发展是中国经济从工业型向后工业型的结构性转变，深圳的产业经历了“农—工—商—知识—信息”的路径转变。这不单单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是社会结构、城市结构的变化。宏观层面来看，深圳的崛起和迅速发展是伴随着由农村中国（乡村共同体）向城市中国（城市社会）的转型而产生的，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组织性变革。企业组织是深圳这座城市的基础性社会结构，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深圳市场经济活跃的重要力量。

深圳的市场繁荣是社会集体选择的结果。观念在每一个个体反复接收和实践中通过交流与共处形成共享心智。共享心智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为社会互动提供了认知条件。这种观念引导的共享心智支撑了经济、管理和文化3个方面的“制度”基础和特质。

在市场经济方面，深圳强调民营经济特色。同时，深圳走的是劳动力市场优先发展的全面市场化路径。当前深圳是由五种身份的人组成的：一是原住民（以收租为主要来源），二是农民（候鸟型农民工），三是从农民转变而来的工人（通过积分入户能够居住深圳，基本脱离农村的人），四是从农民转变而来的创业者，五是知识工作者（受过高等教育在深从事各种职业的群体）。深圳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民工人化、蓝领产业工人、知识工作者为主要群体已经兴起的大趋势，意味着中国人的主体及其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变化的内涵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问题。它可能决定着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彰显着中国发展不走寻常路的精神气质。可以说，深圳是一座较少历史包袱和较多现代气息的城市，它与北京、上海和香港不同。北京是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古都，上海是以贸易为中心的东方巴黎，香港是以金融为中心的全球城市，深圳是以企业生根发芽的新兴大都市。 ^[19]深圳是以企业组织为中心发展起来地，企业在深圳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后来的高科技企业。众多的企业聚集在这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这座城市，人与人之间以工作为主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而变化，工作关系是深圳这个社会最主要的人际之间的关系，这是深圳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地方。

在管理方面，深圳的企业社会本质决定了深圳这个社会的企业管理特色和政府管理风格。在管理上重视时间管理和效率的特征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血脉相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体现在管理上就是推崇实践精神和自由创新。这种观念支撑的管理鼓励个体在群体中才能展现真正的本性，是对个体潜能的激发和体认。组织管理过程就是一种精神交互的过程，每个个体都是精神的自我，彼此交互密切、相互影响，却又各自保留独一无二的本质。未来社会一定是差异性、多样性基础上的共生，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差异性、多样性会进一步加深。因此，未来的秩序和团结是通过差异性的共生共存来达成的，命令—控制模式一定会失去效力。未来的管理者应该具备基于人的主体性思考管理问题的能力。深圳观念支撑下的管理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制度探索是深圳作为示范区可以贡献的宝贵财富之一。

在文化方面，独立的个体精神，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形成开放、包容、自由的城市氛围。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流入这个城市，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原来的农民身份，在“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这些观念的激发下，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逐步成为工程师、技术员、工长、甚至自我创业的企业家。深圳所展现的流动性、流动社会独立而自由的个体精神、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催生的公共精神等，在一定意义上昭示着未来中国社会变化的方向。“来了就是深圳人”，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之心深植于每一个来到深圳的人心灵深处，让深圳成为一个自由、多元而有序的社会。这种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可以从独具特色的深圳文学作品中窥见一斑。深圳文学是“移民文学”“打工文学”“青春文学”“新都市文学”， ^[20]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包容着、接纳着、也抚慰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形成多样性共存的独特魅力。习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根本、更持久的力量。这种独立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文化气质在以企业组织为主的深圳扎下了根，决定了深圳成为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城市文明典范的深厚社会基础。以企业组织为主的城市形成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城市文化和特区精神。

深圳从开始就是一个赋予象征意义的城市，改革开放早就成为深圳城市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可以称之为城市自治，也可以称之为城市治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圳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治理传统，深圳可以成为一个现代城市典范，它具备了建设中国示范城市的基本条件。企业社会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深圳成为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城市文明典范的深厚社会基础。以企业组织为主的城市形成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城市文化和特区精神。这种城市底色有利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成为新时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引领者；有利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加快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代文明之城。

五、市场繁荣的机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著名的“温加斯特悖论”言称：有效的市场经济离不开一个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往往又是问题本身。可见，政府有为与有所不为是市场经济的一大难题。在一定程度上，深圳的地方政府有力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探索出了有效市场与有效政府之间的均衡之道。深圳的市场繁荣根源于产生了适合市场环境的观念，加上政府恰当的管理和服务，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并能持续保持吸引力。这座城市自由的个体、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与开放的政府之间协作是优质营商环境的基本保障。

如图1所示，政府、企业与社会主体在营商环境优化中发展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功能作用。政府既可以是“帮助之手”，亦可作为“掠夺之手”影响企业的发展，并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政府对于市场、技术和准入门槛管制的增强或放松会带来阻碍/激励效应。深圳的地方政府选择成为市场环境的“帮助之手”。社会主体与企业的互动作用也是多维度的。它们既可以协助企业参与经济创新，又能够在企业资源支持下为其进行政策倡导，还具备监督、约束企业行为、影响企业盈利的能力。此外，社会主体对营商环境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仅仅是它们与企业之间互动的单线函数，同时也受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政府部门对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第三部门组织发展政策的深刻型塑。

我们说深圳地方政府是市场环境的“帮助之手”，具体例证可以从深圳市的中小企业政策变迁的角度窥视一二。从改革开放至2017年底，深圳市中小企业相关政策文件一共有70份，政策内容的侧重点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最主要的市场主体的扶持立场。1983年以来，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分别从立法综合支持、融资促进、财税优惠、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专项资金扶持和政府公共服务等7个方面有序展开，促进了深圳市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2000年以前深圳对企业的政策扶持主要集中在财税、产业和综合性政策上，体现了2000年以前深圳通过财税、产业等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政策战略。2000年后主要向金融政策和创新政策发展，同时不断健全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体现了深圳市政府鼓励发展资本市场和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同时近3年来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实践在深圳市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深圳为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专项资金支持，并不断提升政府对中小型企业的公共服务能力，促进中小企业产业升级。

从深圳的市场繁荣经验来看，个体和组织是市场的主要构成者，市场的繁荣有赖于个体与组织构成的社会和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良性的信息交流系统。个人怎样看待市场环境，不同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形成组织气质和精神，投射到政府权力体系，进而形成集体生活的想象和镜像。同时，政府权力体系的主动作为和创设，引导和影响着个体和组织的行为走向，它们构成一个循环交流的信息系统。

如果说深圳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抽象概括出市场繁荣的机制、形成一些理论启示的话，本文认为这个机制的主线就是：观念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和注意力选择，在众多个体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共享心智，进而成为一种价值观，人们的内心和交谈方式随之改变；当普通人基于某些观念的行为得到认可时，就获得了身份和群体形象，这种普通人的尊严和自由产生最重要的正外部性，形成社会集体选择，促进了绝大多数普通人而不是少数社会精英才去效仿的行为规范；由此形成一种精神和社会秩序，其中企业家精神是最重要的，共同促进了市场的繁荣；积极有为且负责任的政府顺应这种趋势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认可社会选择，支持市场繁荣，进而，这种良性积极的循环又是对观念的激励与反馈。如图2所示，这正是深圳具有优良的市场环境并享有繁荣的内在原因和动力机制。

六、结论与讨论

深圳经济特区见证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全方位变化。 [21]这座城市凝聚而成的共享观念和城市精神为深圳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提供着活力，正如埃德蒙·费尔普斯所言，态度和信仰是现代经济的活力源，它保护和激发着想象力和自我实现的追求，进而促进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 [22]深圳之所以发展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确是因为深深地扎根于这样的观念和精神之中。

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圳要在新时代走在前列、新征程勇当尖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进一步深入思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需要更好地处理多元组织共生的大问题，解决好多样性共生下的组织整合问题。多元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不是依靠控制，它的粘合机制来自于差异性共生，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适应、不同而和的共生。具体而言，就是需要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自身的变革、政府与社会主体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活力催生强劲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带来经济发展和繁荣，然后，又会反馈给社会与市场进一步强化活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得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具有可持续性。

首先，需要重新思考政府组织在开放性社会中的角色，思考政府变革的方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居于核心：一是责任划分，二是公共性管理。政府需要从垂直统治、垂直管理转型为横向化管理。政府管理必须改变控制性的机制和方式，取而代之以面向社会的、信息为中心的管理机制和形态。日益流动和多元的趋势下，迟缓变动中相对稳定的结构关系被快速变化中动态的结构关系取代，现今的社会更像一种“流态”的容器，它不是尚未形成稳定的结构，而是变化中的均衡就是它今后的常态。政府职能的变革需要置于当代开放性社会的中心来看，政府行政机构自身的变革不只是内部组织管理问题，更是一个面向他者的复杂管理问题。

其次，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这对中国社会的变迁起到重要作用。其结果是家庭组织在生产中的作用减少，企业组织大幅增长，同时创造了有不同程度闲暇时间和金钱的人们，企业家群体随之壮大，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组织才有发展的空间和生命力。正是这种内生于社会主体的自主变化使得政府必须转变职能，适应新社会的特征。市场的逻辑改变了国家和社会关系，使得彼此之间的界限从清晰到模糊，从独立到交叉互动，但是并没有完全消解“国家”和“社会”。国家还在，社会也还能清晰地被感知，即便已经很难用言语清楚地描述其内涵和外延。基于政治与社会的多元化特征，以及市场逻辑的持续动力，国家治理基础可归纳为三个：多样性、公共性和回应性。

最后，在已经多元化的社会，难题是如何凝聚社会多元主体。社会发展需要活力，但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做到既要保持社会稳定有序、又能激发社会活力。提高多元主体的积极性，首先需要进一步思考发展中的国家与社会主客体关系，社会发展就是不断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定义各主体的角色和任务，多样性的社会展现出的是多层社会选择现象。充满活力又保有秩序的社会需要良好的治理体系，各主体的权责分明，防范化解风险，激发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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