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禁毒的“销烟”是必须的，入侵的“硝烟”是罪恶的；国门打开、城市开埠是正确的、必须的，而用枪炮打开国门的方式必定要反对。

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是当时最大的制度环境。鸦片战争之前，清廷没有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只有“临时性”的行为，具有“惰性”的特点。不仅是对内的大事，对外的一切也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下面的官员提出建议，唯有“跪奏”。作为“政务官”的林则徐，先后在全国多地谋职，宦海人生，从政四十余载，他写得最多的是四种文字，其中奏折是大头，在《林则徐全集》中十有其四；然后是信札、公文和日记。

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在日记中记载了“酉刻拜发三折、两片，俱由驿递”；这三个奏折中有一个就是《拟谕英国王檄底稿折》，林则徐联合邓廷桢、瓜尔佳·怡良三人一起会奏，二十多天后道光帝朱批“钦此”；而著名的《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长达1600多字，朱批为“得体周到”。彼时英国女王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正是她任上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林则徐写这个外交檄文，就有点按“国际惯例”办事的味道了。它既是给英国国王看的，也是给自家皇帝看的，所以并不好写。

檄文告知销烟情况，言明禁烟是天理，开头晓之以利弊——“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剐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为心”，“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中间不忘对女王赞扬一番，有“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云云，把和平寄望于女王身上；结尾提出“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的明确要求。檄文晓谕，无可辩驳，朱批“得体周到”，评价较为准确。

禁烟是决绝的，销烟是绝对的。禁烟销烟和正常贸易，并行不悖；反抗恶行与师夷长技，齐头并进——此为真正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发檄文进行外交努力，这是智识者的眼光所在，尽管其中的冀望不切实际；若到“战败”才“求和”，则变成了“事后投降者”。

然而，那篇遥远的檄文中，一句“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也说明了当时林则徐他们在“知彼”方面的缺陷，上上下下还真以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直至战争开始，竟然普遍以为英兵“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以致于道光说“众口一辞，信然”。那时林则徐和所有中国人一样，“闭关时代的封建知识限制了他，使他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茫然无知”。对外国对手的不了解或一知半解，不知己更不知彼，无论和战，必定都会闹出笑话。

那么，面对“茫然无知”，是继续封闭，还是努力去睁开眼睛看世界？不管林则徐的眼睛是否睁得够大，史实证明他是努力睁开眼睛去看了，在清廷庞大的官僚体制内，他是头一个。然而，那时换作任何人都无法“一眼看透全世界”。作为近代史上第一位与西方列强正面交锋的清廷官员，林则徐是“智慧与偏见交织”的先行者。其实“时代局限”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今天亦然。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一方面是报复销烟，另一方面是保护贸易。1840年1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前夕，奉道光皇帝之旨，无奈宣布正式封港，断绝贸易——这样，鸦片战争的炮火就不可避免了。林则徐是禁烟，不是禁贸，“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道光帝崇俭倡廉勤政却非常平庸，但他自我感觉良好，什么都要自己来决定；他实施全面闭关，既因“天朝上国”的自大，亦因对西方世界的全然无知，这使得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与决策，以为“一刀切”闭关就能一了百了。而官员们影影绰绰组团忽悠，“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晚清朝廷千疮百孔，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军事都是全方位腐朽落后，确实已百病缠身。

禁毒的“销烟”是必须的，入侵的“硝烟”是罪恶的；国门打开、城市开埠是正确的、必须的，而用枪炮打开国门的方式必定要反对。事实证明，“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的后半句无法做到。那艘古老帝国的陈旧航船，不断驶向太阳沉没的地方——清廷最终迎来大败局。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