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四大湾区要素流动指数研究*—基于纽约、旧金山、圣何塞、东京、香港和深圳的比较分析
作者：王京生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世界湾区形成、发展于全球尺度和本地尺度下的要素资源流动网络之中，流动性和世界湾区构成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孪生关系。本文采用物资流动、人员流动、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流动环境为主要评价指标，对纽约、旧金山、圣何塞、东京、香港和深圳等6个湾区城市的要素资源流动指数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显示，深圳的要素资源流动综合指数得分在6个城市中列最末位，仅物资流动分项指数得分超过6个城市的平均水平，人员流动、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流动环境等分项指数得分与6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尚存在较大差距。
[摘要]世界湾区形成、发展于全球尺度和本地尺度下的要素资源流动网络之中，流动性和世界湾区构成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孪生关系。本文采用物资流动、人员流动、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流动环境为主要评价指标，对纽约、旧金山、圣何塞、东京、香港和深圳等6个湾区城市的要素资源流动指数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显示，深圳的要素资源流动综合指数得分在6个城市中列最末位，仅物资流动分项指数得分超过6个城市的平均水平，人员流动、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流动环境等分项指数得分与6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尚存在较大差距。
[关键词]大湾区 要素流动 指标体系 指数
[中图分类号] F119.9，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6-0005-16
过去的数十年，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两大潮流交互作用的背景下，人们见证了货物（服务）、资金、人员、信息、技术等要素资源在全球尺度和本地尺度下的高频次和高速度流动。全球范围内涌现出诸如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大湾区等一批具备强大要素集聚力和辐射力的巨型城市区域。这些巨型城市区域集聚了各类优质发展要素资源，占据了全球价值链和资源配置的制高点，并深刻重塑了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本文在梳理流动性与世界湾区发展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世界湾区要素资源流动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分析了纽约、旧金山、圣何塞、东京、香港和深圳等6个湾区城市的要素资源流动指数得分情况，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现代化与全球城市研究中心课题，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0年度课题（SZ2020A006）。感谢郭昊博士和陶卓霖博士对本文的贡献。
一、流动性与世界湾区发展
（一）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流动性
当今世界发展被全球化和信息化这两种相互交织的转变过程所塑造。在此过程中，流动性既是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催化剂。在其享誉全球的《全球性转变》一书中，彼得·迪肯（2007）指出，伴随着全球化过程，一方面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向全球尺度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各地经济活动的融合程度不断提升，这种范围广阔、内涵丰富的全球化过程，形成了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流动要素及其空间层级所构成的系统。美国畅销书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2015）用“世界是平的”来形容这种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由全球尺度的要素流动与深度融合所塑造的平坦世界。
根据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1990年全球商品、服务和资金的流动总价值不过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4%，国际旅客约4.35亿，而互联网才刚起步。到2014年，仅仅过了二十余年之后，全球商品、服务和资金的流动价值已迅速增长至超过3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9%，各国之间交流密切，国际旅客人数超过11亿。[1]种种证据表明，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过程，与流动性深度且广泛地相互关联在一起，共同塑造着世界发展格局。
（二）流动性的内涵
流动是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方式，流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存续与发展；流动具有规律性，体现在历史性的纵向流动与空间性的横向流动两个方面；流动频率的大小决定了文化流动的速度，也决定了文化流动所达成的效应；移民、经济、文化、技术和城市等是流动最为关键的5大要素（王京生，2013）。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著名的“流动空间”理论。他指出，城市是围绕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映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性不仅是社会组织要素，它还支配着我们的经济、政治与生活过程。约翰·尤瑞（John Urry）倡导的“流动的社会学”认为，人、物品、想法、风险、技术以及社会网络都越过了包括国界在内的地理界限，从而产生了新的流动形式和流动关系，它们彼此相互关联并会产生新的社会影响。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一个“时空压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变化、流动、移动都变得非常容易。时空压缩促进了世界的流动性，是全球化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瑞·哈德逊（Ray Hudson）在2005年提出了学界较有影响力的“价值流动”理论，他认为所有形式的经济和社会体制都可以高度抽象化为价值形式，价值以商品的形式持续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之中。
[1]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 [R].2016.
（三）流动性的四类表现形式
本研究重点针对四类流动形式进行分析：即物资流、人才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一是物资流。物资流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商品贸易在全球要素资源流动中的份额有所降低，从2007年到2017年，出口占商品生产价值链总产出的比例从28.1%下降到22.5%，与此同时跨境服务的增长速度比商品贸易快60%以上，且产生的经济价值也远远超过传统商品贸易的官方统计数据。尽管如此，商品贸易产生的物资流动仍占据着相当的份额以及庞大的规模，物资流仍然是全球要素资源流动的重要形式。[2]
二是人才流。人口流动特别是人才流动，往往伴随着技术、资金、信息等多方面要素的流动，蕴含着充沛的发展动力。根据世界银行《向往富裕生活：全球移民与劳动力市场》报告，放眼全球，从1960年到2015年，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始终在2.5%到3.5%之间徘徊，但是移民潮在地点和职业上高度集中，目前全球十大移民目的国占全世界约2.5亿国际移民中的60%。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接收了近2/3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移民。具有移民身份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有85%位于美国。[3]
三是资金流。资金流动是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发展变迁的映射。外商直接投资（FDI）是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母国的资本要素向目的国家流动并与目的国的生产要素相互结合形成新的生成过程，对于世界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2019）。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4]全球前20大外资流入目的地中，半数为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吸收了全球54%的FDI，这一比例创下历史新高。
四是信息流。信息和数据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项资产和经济投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5]指出，在1992年时，全球每天的流量约为100GB，而到2017年，全球流量已经迅速飙升到每秒45,000GB。如何在全新的“全球数据价值链”占据优势地位、实现数据价值，已成为全球城市竞争的重要内容。
[2]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trade and value chains[R].2019.
[3]World Bank. Moving for Prosperity: Global Migration & Labor Markets[R]. June15,2018.
[4]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19 [R].2019.
[5]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Report2019 [R].2019.
（四）流动性驱动世界湾区发展
世界湾区因港而生、依湾而兴。从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来看，湾区的本质是全球化经济通过全球城市节点向其腹地区域化的经济地理现象。世界湾区形成、发展于全球尺度和本地尺度下嵌套的要素流动网络之中。
一方面，世界湾区无一不是依托于作为湾区核心的全球城市。例如纽约湾区的纽约、旧金山湾区的旧金山、东京湾区的东京、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等全球城市。这些一流的全球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聚集高端要素流入，为世界湾区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来源。另一方面，世界湾区作为全球城市区域的最典型代表，是经济全球化在本地尺度的投影和支撑空间，是全球流动空间在城市区域尺度的展现。在湾区内部，多个核心城市之间、核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相互补充的功能分工格局，作为核心的全球城市与其他全球城市互动关联，并在本地尺度上为其他城市和地区提供高端功能和发展动力；反过来，其他城市和地区亦为湾区中全球城市的运行提供支撑。毫无疑问，这种紧密的功能分工协作建立在多样且高效的要素流动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流动性和世界湾区共同成长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孕育之中，两者构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孪生关系。流动性及其类型、强度、质量等特征，是理解世界湾区发展状况、评价世界湾区发育程度和竞争力的最重要视角。
二、世界湾区流动评价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的设定
结合上文对流动性与世界湾区发展相关性的解析，在借鉴麦肯锡《数字全球化：新时代全球性流动报告》（2016）、KOF瑞士经济学会的《全球化指数报告》、科尔尼咨询公司《2019年全球城市指数报告》、日本森纪念财团《2019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报告》、财新智库《2017年中国流量经济指数发展报告》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城市报告（2019）》等相关权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套世界湾区流动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世界湾区流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物资流动、人员流动、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流动环境等五项二级指标以及21项三级指标。三级指标的筛选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科学性、可比性、可获得性等原则，并尽可能选取结构指标或比例指标。个别能够直观反映流动性的总量指标除外，比如航空客运吞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等。具体说明如下：物资流动。主要从物资运输量、服务机构和贸易一体化程度三个方面衡量物资流动。其中：物资运输量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TEU）、航空货物吞吐量（万吨）来表征，国际贸易机构数量反映服务贸易水平，出口依存度（即出口产值占GDP的比重）反映特定区域或城市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用来衡量贸易一体化水平。人员流动。主要从流动数量、人员结构两个方面衡量人员流动。流动数量体现为航空旅客运量和国际游客数量等国际人员流动的流量，而人员结构一定程度上是人员流动所产生的结果，即大学生比例和外国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资金流动。主要从投资强度、资金流控制能力两方面衡量资金流动。投资强度的主要测量指标有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和风险资本占GDP的比重，资金流控制能力选取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和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信息流动。主要从科技交流、文化交流和信息流动中介三个方面衡量信息流动。其中：科技交流用每万人专利数来表征，文化交流用使领馆数量来表征，信息流动中介用ICCA国际会议数和每万人拥有高端专业服务从业人数来表征。流动环境。主要从经济条件、硬件环境和营商环境三个方面来衡量。其中：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用人均GDP来表征，要素资源流动的硬件环境用每万人拥有商务级热点数和全球机场通达性两个指标来表征，同时采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来反映城市营商环境。
（二）数据来源与指数计算方法
本文选取纽约、旧金山、圣何塞、东京、香港、深圳等6个湾区城市开展流动指数测评。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数据均来源于澳大利亚智库2thinknow（数据获取时间为2019年7月）。世界银行营商环境便利度用该城市所在国家的相应数值替代。
本文运用熵值法（Entropy Method）来开展世界湾区流动指数的测度和评价。与传统的主观赋权方法相比，熵值法的客观赋权方法更能剔除非理性因素，更具有客观性。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a.标准化处理各主因子数据：
（1）
式中，
为某一城市第
阶段第
影响因子的值。
b.计算第
阶段第
项因子占所有时段因子比例：
（2）
c.求各因子的权重：
（3）
式中，
第
项因子的熵值为：
（4）
d.计算不同时段要素流动指数综合得分：
（5）
三、世界湾区主要城市流动指数测算与分析
（一）综合情况
依据《世界湾区流动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对纽约、旧金山、圣何塞、东京、香港、深圳等6个湾区城市的流动指数进行了测算。从总得分情况看：纽约位居首位，得分为0.60分；依次是东京 （0.54分）、香港（0.46分）、圣何塞（0.42分）和旧金山（0.39分），深圳列第六位（0.24分）。与纽约、东京等先进城市相比，深圳的流动指数总得分明显偏低，与6个城市的平均值（0.44分）尚有较大差距。从5大分项指数得分情况看：深圳仅在物资流动方面得分（0.11分）高于六个城市的均值（0.09分），在人员流动、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流动环境等其他方面显著低于6个城市平均水平（见表3）。
（二）物资流动
从物资流动分项指数的得分来看，香港位列第一（0.17分），依次为东京（0.12分）、深圳（0.11分）、纽约（0.08分）、旧金山（0.04）和圣何塞（0.03）。
在物资运输量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和深圳表现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深圳和香港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位于6个城市中的前两名，并且优势明显。根据英国劳氏日报发布2019年全球百大集装箱港口榜单，深圳港全球第4、香港港第7。在航空货运量方面，香港稳居6个湾区城市的首位，香港机场自2010年以来连续九年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深圳的航空货运在6个城市中仅位列第4位，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相比之下，旧金山和圣何塞并不以经济体量和制造业见长，其港口和航空货运量均明显落后于其他城市。
在国际贸易服务机构数量方面，东京和纽约的优势极为明显。尽管深圳和香港在货物贸易流量方面有着优异表现，但国际贸易服务机构数量却位于六个城市中的最后两位，分别是东京的6.1%和4.6%。在出口依存度方面，2018年香港商品出口总额约为5692.4亿美元，出口依存度接近150%，在六个城市中高居榜首。深圳的出口依存度约为67%，位居第二位。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进出口总值为2万亿元，出口规模1.63万亿元，连续26年位居内地第一。东京、圣何塞、旧金山和纽约的出口依存度则显著低于香港和深圳。
（三）人员流动
在6大湾区城市的人员流动分项指数中，纽约居第一位（0.13分），随后是香港（0.10分）、东京 （0.09分）、旧金山（0.07分）、圣何塞（0.07分）和深圳（0.03分）。
在航空旅客吞吐量方面，纽约和东京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香港、旧金山和深圳处于第二梯队，圣何塞明显落后。根据国际机场理事会（ACI）发布的2017年全球机场旅客吞吐量排名，东京羽田机场以约8500万人次排名全球第4，香港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约7300万人次，位居全球第8。尽管在单个机场榜单中纽约肯尼迪机场仅位列第22位，但纽约大都市区的肯尼迪、纽瓦克、拉瓜迪亚和斯图尔特机场群的客流量在世界上位居前茅，在2018年完成旅客吞吐量超过1.38亿人次，同比增长4.5%。1值得注意的是，同处于粤港澳大湾区东岸且彼此相邻的香港和深圳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合计达到1.22亿人次。
在国际游客人数方面，东京、纽约和香港位列前三甲，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深圳位列第五。2018年访港旅客约6515万人次，扣除中国内地和澳门的游客之后的国际游客数超过每年1100万人次。 [6]相比之下，深圳每年吸引的国际游客数量仅为173万人次， [7]与东京、纽约、香港差距较大。
人员结构方面，排名前两位的是旧金山和圣何塞，每10万人拥有大学生数量均超过8000人。依托于高等教育素质的人口结构，旧金山和圣何塞长期以来在科技创新领域享誉全球。相比之下，深圳目前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供给短板明显，每10万人拥有大学生数量不到2000人，在六个城市中最低。
在外国出生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这一指标中，深圳不到1%，在六个城市中最低。而香港、圣何塞、纽约和旧金山的外国出生人口占比均超过30%，这体现出上述城市的国际移民都市属性和多元的国际文化氛围，更多的外国人倾向选择在这些城市定居。
[6]香港政府统计处（http://www.censtatd.gov.hk）
[7]深圳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资金流动
从资金流动分项指数的得分看，东京和纽约位居前两位，两者评分非常接近（0.13分）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随后是圣何塞（0.08分）和旧金山（0.07分），处于资金流动指数的第二梯队。深圳和香港较为接近（0.04分），处于第三梯队。由此可见，资金流动方面是粤港澳大湾区需要着重加强的一个方面。在外商投资和风险投资方面，纽约和圣何塞的整体表现最优。其中，纽约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指标遥遥领先于其他五个城市，这与纽约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地位密切相关。而圣何塞和旧金山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在风险投资方面的表现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统计，2018年流向旧金山和硅谷地区的风险投资金额约为500亿美元，占全美风险投资总额的45%，创下2000年以来风险投资金额和比重的新高。[8]东京在资金流动分项的排名位列前茅，但外商投资、风险资本占GDP的比重指标均处于较低水平。香港和深圳两个城市在投资强度方面的表现较为接近，并且在风险资本比重方面的表现相对好于外商投资比重。深圳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目前正致力于打造国际风投创投中心城市。香港则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海外企业走进中国内地、中国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资金来源地。
在资金流控制能力方面，东京和纽约领先于其他城市。东京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超过30家，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超过200家，在六个城市中均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纽约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约为东京的一半，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不到东京的1/3。深圳和香港的资金流控制能力好于旧金山和圣何塞，分别位于第三和第四位。深圳凭借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积累，在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方面具有较好表现，但在世界500强企业的培育方面仍需努力。而香港虽然全球500强企业数量多于深圳，但在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方面却位于六个城市的最后一位，反映出香港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乏力。
[8]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Silicon Valley Institute for Regional Studies.2019 Silicon Valley Index[R].February2019.
（五）信息流动
从信息流动分项指数得分看，东京（0.15分）、纽约（0.14分）居前两位，随后是圣何塞（0.10分）、香港（0.08分）、旧金山（0.08分）和深圳（0.04分）。
科技交流选取每万人专利数量进行衡量。圣何塞是硅谷所在地区的首府，集聚了众多科技型企业， Adobe、思科、eBay等公司总部坐落于此，专利数量在六个城市中位居第一。东京集聚众多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和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创新研发也较为活跃，每万人专利数量位列第二。深圳在当今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华为、腾讯、大疆、中兴等科技企业成为主要的创新主体并表现出强劲的创新潜力，每万人专利数量在六个城市中排名第三。纽约和香港的专利数量相对其他城市偏少。
文化交流领域主要采用文化节数量和使领馆数量作为测度指标。在使领馆数量指标中，纽约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其次是东京，香港、旧金山和圣何塞的使领馆数量相当。珠三角地区使领馆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目前没有使领馆布局。主要文化节方面，纽约作为世界文化中心，汇聚了世界上最领先的文化艺术思想和最前沿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文化节数量远高于其他城市。东京也是闻名世界、并且特色鲜明的文化艺术中心，文化节数量位居第二，之后分别是圣何塞、旧金山和香港。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缺少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存，文化软实力相对较弱，拥有文化节数量最少。
信息流动中介主要选取ICCA国际会议数量和每万人高端专业服务人数两项指标进行测度，其中高端专业服务人员主要包括四大事务所的律师、会计师和咨询顾问。其中：在ICCA国际会议数量方面，2018年香港、东京分别举办了129场、123场，在六个城市中分别列第一、第二位，是亚太地区知名的国际会议中心。纽约市共举办49场ICCA国际会议，位居第三。深圳共举办12场ICCA国际会议，会议会展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9]在每万人高端专业服务从业人数方面，纽约和东京分别位于前两位。圣何塞与旧金山属于第二梯队，香港和深圳高端专业服务人员的人均规模最低，其中深圳每万人高端专业服务从业人数仅为纽约的7%。
[9]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2018 ICCA Statistics Report Country & City Rankings.
（六）流动环境
从要素资源流动环境分项指数得分来看，圣何塞（0.14分）处于第一位，旧金山（0.13分）和纽约（0.12分）紧随其后处于第二梯队，香港（0.07分）和东京（0.06分）处于第三梯队。深圳（0.02分）处于最后一位，与其他5个城市差距较为明显。
要素资源流动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在人均GDP方面，美国的3个城市圣何塞、旧金山和纽约均超过八万美元，高居前三位。东京、香港分别列第四、五位，深圳最低。
要素资源流动离不开良好的硬件载体和环境。每万人拥有的商务热点数量指标方面，圣何塞和旧金山位居前两位，相比于其他城市的优势明显，而其他4个城市的水平较为接近。全球机场通达性指标方面，排在第一位的纽约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依次为东京、香港和旧金山。深圳和圣何塞的全球机场通达性较为接近，位于最后两位。可见，在要素资源流动的硬件环境方面，深圳与其他5个城市的差距仍然较大。
在营商环境方面，6个城市的表现整体都较好，营商环境指数评分均为80分左右。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纽约、东京、旧金山、圣何塞、香港和深圳是世界四大湾区的代表性城市，其要素资源流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湾区的流动性。6个城市流动指数的整体排名情况依次是，纽约、东京、香港、圣何塞、旧金山和深圳，并且6个城市在物资、人员、资金、信息流动和流动环境等方面各具特色、各有所长。总体上，深圳的要素资源流动指数综合得分与全球顶级城市还有一定差距。除了物资流动单项得分情况较好，其他领域分项指数得分均未达到6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在人员流动和信息流动方面与得分最高的城市差距尤其更大。
（一）进一步强化物资流动方面的优势，不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大规模高频率的物资流通必须以强大的制造业作为支撑。要充分发挥制造业长板优势，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极跟踪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趋势，深度挖掘服务贸易发展潜力，为强化大湾区的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通关便利化有助于加快粤港澳大湾区资源要素流动和提升大湾区的整体物流运作效率。要积极争取开展“粤港澳自贸通”试点，形成广东自贸试验区与香港、澳门间的直通物流大通道。支持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全域范围内适用保税区政策，简化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特殊政策功能区的研发用途设备和样本样品进出口等手续。
（二）推出更多行之有效的国际化人才政策，努力打造国际人才高地
人才的国际流动和交流合作在当今世界发挥着关键作用。要重视吸引优秀国际学生，营造适合国际学生及国际人才在大湾区留学、生活、工作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加强大湾区与亚太地区知名高校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中、日、韩三国大学相互承认学分和学位等机制安排，促进高校学生跨国流动。学习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国际合作办学经验，吸引全球知名高校到深圳和大湾区合作办学，使之成为集聚和培育国际人才的有效载体。富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是人才国际流动的重要诱因。要加快推动大湾区建立互通互认、共享共建的人才引进、评价、服务体系，在税收、出入境、执业资格等多个方面消除壁垒，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更加自由、更加便捷流通的运行机制。积极争取突破和优化外国人永久居留政策措施，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办理永久居留、长期居留、口岸签证等提供便利。
（三）积极为科技创新和创业家提供融资便利，推进大湾区跨境金融合作和金融市场深度联通
融资在技术变革和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通过政策引导加大对早期投资的扶持力度，推动天使投资引导基金优化运营，积极为初创阶段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资金。鼓励大学捐赠基金、险资母基金、家族母基金等市场化专业化基金在大湾区落地发展。借鉴海外知名股权众筹平台的运作经验，支持发展面向公众的股权众筹和各类公共创新筹资。提升资金跨境流动的便利程度有助于提高服务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效率。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争取授权开展深港股票市场新股通、ETF通和跨境理财通等业务。授权粤港澳征信组织、银行业协会或其他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建立跨境数据交换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支付清算系统、跨境监管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为大湾区资金自由流动提供便利载体，提高大湾区资金流动效率。
（四）畅通国际科技和信息交流渠道，进一步丰富文化多样性
信息交流和传播渠道的畅通可以大大缩短技术及知识获取的成本。要加强国际创新对话，积极推动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深度参与实施全球科技伙伴计划，支持国际知名科技组织、标准化组织、知识产权组织、科技联盟组织和国际知名论坛会议项目在大湾区落户。充分利用“一带一路”以及各类国际合作论坛等重要平台，鼓励大湾区科研院所和大湾区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基础设施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国际知名的科技创新中心往往也是包容且多元的社会。要创造鼓励各种文化都能够健康发展的环境，形成能够包容主流与边缘、精英与大众、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全球与地方、东方与西方等文化冲突的张力，让各种文明在这里能够很好地相互倾听、对话、交流。开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培育世界级文化品牌，从搭建平台入手，创办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层次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举办各种国际性文化节庆、文化活动、文化论坛与会展等。
（五）主动拥抱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超越地理与政治疆界限制的数字科技正在重塑全球生产生活和商业贸易模式。大湾区要强化数字技能发展政策协调，协同审视全球化的未来轮廓和大湾区的数字发展战略。支持大湾区有条件的企业构建基于平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生态系统。跟踪研究全球规范跨境数据流的最新动态，率先提出数字服务和产品的跨境贸易监管政策，加快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框架。我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过程。必须加快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优化公共服务和管理，为投资者提供法治、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完善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提升投资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践行“竞争中性”原则，坚决避免制定内外有别产业政策。营造知识产权优良环境，把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创造中心和保护高地。通过实施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新举措，不断提升大湾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推动大湾区形成全球一流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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