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标杆城市：理论阐释与愿景展望

作者：吴晓琪  2021-10-26 19:0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建设全球标杆城市是中国新时代的一项重大战略决定，必将对深圳乃至国家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然相关理论尚不成熟。总结全球城市研究的演进路程的基础，可知全球城市和全球顶级城市具备六大特征。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应体现深圳特征、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的定义是：源于深圳实践，具备全球顶级城市的一般特征，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适应未来城市发展需要、引领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全球城市典范。最后，前瞻性地展望2050全球标杆城市的蓝图并提出建设全球标杆的愿景与分阶段目标。

[摘要]建设全球标杆城市是中国新时代的一项重大战略决定，必将对深圳乃至国家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然相关理论尚不成熟。总结全球城市研究的演进路程的基础，可知全球城市和全球顶级城市具备六大特征。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应体现深圳特征、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的定义是：源于深圳实践，具备全球顶级城市的一般特征，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适应未来城市发展需要、引领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全球城市典范。最后，前瞻性地展望2050全球标杆城市的蓝图并提出建设全球标杆的愿景与分阶段目标。

[关键词]城市理论 全球标杆城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城市深圳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20）06-0036-11

全球标杆城市研究既是一个老课题，又是一个新话题。说老，是因为它属于全球城市的理论研究范畴，而全球城市的理论研究源远流长；说新，是因为全球标杆城市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简称《意见》）中提出的一个崭新概念，具有超越传统的全球城市理论的含义，要以这个宏伟蓝图为高起点探索既有世界情怀又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城市理论。然而，学术界的研究几近空白，直接影响了全球标杆城市理论的持续演进和政策指引。因此，勾勒全球城市研究演绎过程并构建全球标杆城市的理论根基颇为必要。

一、全球城市研究的演进之路

全球城市的理论研究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穿过了时而舒缓、时而激越的四个阶段，期间涌现出彼得·霍尔、弗里德曼、萨斯奇亚·萨森、曼纽尔·卡斯特尔等知名学者，他们共同推动着全球城市研究不断前行。

（一）萌芽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前）

19世纪中期，伴随工业革命和世界贸易的繁荣，一批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脱颖而出，引发学者开展研究。1889年，德国的歌德就使用“世界城市”（Weltstadte）一词对罗马和巴黎进行定位。1915年，苏格兰学者格迪斯（Geddes）在其著作《进化中的城市》中，提出并解释了“世界城市”这个概念，将其定义为经济全球化之前在世界商务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城市。 ^[1]他只从商业角度研判不免显得单薄，但对世界城市研究的启蒙却不能忽略。

（二）成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劳动分工加剧了空间层面的分散与集中并行的态势，少数大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集聚了大量跨国公司总部和生产者服务业企业。敏锐捕捉到这种趋势和特殊城市形态的是霍尔、弗里德曼、萨森等学者，形成了竞相争艳的“世界城市假说”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和“全球城市假说”（Global City Hypothesis）。

1966年，英国学者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世界城市》出炉，标志着世界城市开始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得到系统的论证。 ^[2]该书极具创新性，用范围大小和强度两个概念来衡量城市的功能，从政治、贸易、通信设施、金融、文化技术和高等教育等方面对世界城市进行综合研究。1986年，美国学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基础上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角度，提出“世界城市假说”。 ^[3]美国学者萨森（Sassen）在其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一书中提出“全球城市假说”。^[4]

尽管上述两个假说各有侧重并存在差异，但都准确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巨大影响，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体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流派林立的成熟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

以“世界城市假说”和“全球城市假说”为核心的全球城市理论，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和争议，这使得全球城市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研究全球城市的各种理论流派。

一是以洛杉矶学派为代表的全球城市研究。其代表人物有斯科特^[5]、戴维斯^[6]、索亚^[7]等。该学派独树一帜，对弗里德曼和萨森的全球城市理论过度偏重经济功能而忽视城市的政治、文化等功能提出了批评。他们从后现代主义理念出发对洛杉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经济因素，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洛杉矶的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提出全球城市的研究应该考虑到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种因素。

二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城市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代表学者主要有卡斯特^[8]、巴滕（Batten）^[9]等。他们开始关注全球城市具备的新功能：信息服务功能，并提出了信息化城市（information city）的概念，他们认为全球城市是全球信息网络的主要节点，控制着全球信息的流动。 ^[10]

三是全球城市网络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泰勒为首的研究小组关注的则是世界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了研究对象从“大都市到城市网络”的转变。他们通过大量案例的实证研究，测量全球城市网络作用力的大小及其形成的关键因素，认为全球城市是彼此相互连接的网络体系中的“全球服务中心”。^[11]该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四是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研究。因为全球城市主要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最初的研究几乎都是围绕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研究进行，不免使得相关研究陷入“管中窥豹”的境地。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全球城市崛起，引起了本地区学者和国际城市学界的重视。其中一项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由联合国大学组织的‘巨城市和城市发展’国际合作项目，重点对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巨大城市综合体进行系统研究”。^[12]这增加了全球城市理论的完整性和解释力。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全球城市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全球城市的发展新动向。俞文华详细分析了战后纽约、伦敦和东京的社会经济结构演变及其动因； ^[13]沈开艳着眼于21世纪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实证分析若干全球城市在提高综合竞争力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 ^[14]二是以现有全球城市为参照，提出全球城市形成的标准与衡量指标。白志刚通过纽约案例分析揭示全球标杆城市的一般属性和基本特点； ^[15]任寿根通过研究东京从小渔村变成顶端全球城市的过程，得出若干对我国建设全球城市的启示。 ^[16]三是从具体的国情出发，研究北京、广州特别是上海如何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周振华全面论述了上海定位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的基本逻辑、目标愿景、发展路径。 ^[17]屠启宇认为上海要用新思维、新视野、新责任推动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 ^[18]四是建设中国特色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以周振华先生为代表的上海学者，出版了《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2050》，^[19]《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 ^[20]等著作，不断深化全球城市演化过程的研究。

（四）转向阶段（21世纪初以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对资本主宰的全球城市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城市向何处去？”“未来的全球城市是什么模样?”这样的追问被屡屡提出。学者们重新思考全球城市的经济基础、发展取向、社会效应、文化导向，乃至审视整个理论和实践范式。“以人为本”的“城市新物种”浮出水面：均衡、包容、幸福、软实力、低碳、智慧、韧性、共同体等成为学者们研究和城市未来规划中的高频词，这是人类重拾“城市，让人生活得更美好”初心的努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深圳的学者开始了对全球标杆城市的研究。截至2020年7月28日，中国知网中收录的期刊中已有8篇以“全球标杆城市”为标题的文章，且全部发表于《意见》出台后，分别来自《深圳特区报》及《深圳商报》两家报刊，但尚无一篇学术研究成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标杆”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测量的用具；二是比喻学习的榜样。全球标杆城市概念取第二个意思，即全球城市学习的榜样和典范。全球标杆城市与全球顶级城市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全球顶级城市代表全球城市最高最好最优最强水平，是当前全球的城市标杆，这是两者相联系的一面。 《意见》要求全球标杆城市2035年基本建成、2050年全面建成。可见，全球标杆城市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动态命题，这是两者相区别的一面。从传统的全球顶级城市到未来的全球标杆城市，不是沿着原来的延长线简单做加法，而是要上一个台阶，在新的起点上实现非线性发展。

二、全球城市和全球顶级城市的内涵与特征

全球城市和全球顶级城市在演变过程中，日益形成和凸显出有别于一般城市的本质、内涵和特征，而这些就成了其确定地位、完善功能的重要“标配”。

（一）全球城市的“门槛”

从现有研究文献看，对全球城市的特征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各有其不同的视角与侧重点，但都突出了全球城市的基本面貌。

霍尔勾勒了世界城市的模样：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国际贸易与金融中心、国际人才聚集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中心、大规模人口中心。 ^[2]弗里德曼将世界城市标准化：国际化组织聚集地、重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性总部所在地、发达的商业服务部门、主要的制造中心、交通枢纽及庞大人口规模。 ^[3]萨森认为全球城市具备4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集聚地、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 ^[4]全球城市的“标配”源自全球城市的主要功能。因此，全球城市特征的必备项应是：

全球高端要素集聚和配置中心。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的控制管理中心以及高端人力资本的主要集聚地，同时也是全球的信息中枢和中央处理器、金融中心、大宗商品和贵金属交易中心、高端服务业中心、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

全球经济中心。经济实力雄厚。许多全球城市的经济体量已大于一些国家，人均GDP通常在30,000美元以上，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控制力、影响力，形成了高能级的现代产业体系。全球城市高级生产者服务业（金融、会计、保险、法律、咨询、商务服务、国际贸易）高度集中，服务业占 GDP比重达到70%以上；主要通过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发挥对全球产业要素资源配置和产业链整合功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与潮流。

全球政治中心。一般是一国的首都，是世界主要大国的政治决策机构所在地，其政治决策影响力可以辐射全国甚至全球。伦敦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可以通过“白金汉宫”辐射到英联邦国家；东京凭借国家力量及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可以发挥国际政治影响力；纽约虽然不是美国的政治中心，但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拥有联合国6个主要机构中的5个，享有“万国之都”的美誉。 ^[21]此外，还有一些全球城市通过集聚众多的国际机构总部和举办大量的国际会议而形成国际政治影响力。

全球先进文化引领者。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促进了新思想、新理念的涌现，是全球文化高地，是先进思潮和观念的形成、传播和践行地。

（二）全球顶级城市的六大特征

全球顶级城市作为全球城市的最高端形态，有不同于一般全球城市的特定构造。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在《国穷国富》里所言，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同样，历史对全球顶级城市的选择也有自己的偏好，它的聚光灯只会在有限的区域内旋转。 ^[22]全球公认的顶级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巴黎4个。而在一些苛刻的排名机构看来，甚至只有纽约与伦敦才够格。这4座城市之所以具有其他一般全球城市不可复制、难以取代的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功能，是它们立足于六大方面的坚实打造。

最高密度的全球功能性机构。包括跨国公司总部、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金融投资机构、全球研发机构、全球学术机构、国际文化交流机构、全球文化创意机构、国际组织等。正是因为这些全球功能性机构最高密度的分布，才使全球顶级城市成为全球网络的核心节点；正是通过这些全球功能性机构相互依赖和交互作用的日常业务活动及其操作，才使全球顶级城市得以控制、协调、引领全球资源流动和配置。

最大容量、最高频率的全球要素流动。最高密度的全球功能性机构势必带来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资源要素通过全球顶级城市在世界范围内大进大出。在大进大出的流动过程中实现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全球顶级城市从中获得对资源的控制和自身财富的积累。

最高效运作的各类大平台。全球功能性机构的业务和活动必须依托协同作用的全球网络运作平台。一是知识与信息平台，如大数据、云计算等，主要承载这些机构大量的信息沟通、决策指令、业务联系、知识管理、公司治理等活动。二是产品与要素交流平台，如大型交易中心、人才市场等，主要承载这些机构大量的业务洽谈、合约缔结、结算清算、融资投资、人才招聘等活动。三是各类专业服务平台，如会计、律师、中介服务等，主要承载市场调研与广告策划、帐务管理、税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活动。四是产品与要素移动的物理平台，如基于交通运输、信息传输等基础设施的大枢纽、大门户、大通道等，主要承载人流、物流、信息流等活动。全球顶级城市正是通过这些大平台，成为全球资源流动与配置的主导者。

最强大、可持续的创新创业活力。进行全球业务，没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输入，资源配置效率肯定很低。全球顶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最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引领前沿技术，以内生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力保持在全球城市体系和竞争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领先优势。

最佳的营商环境。全球顶级城市从事的是全球业务活动，必须遵循国际通用惯例，按照多边与双边投资贸易协定的标准处理事务，如实行国民待遇、竞争中立、市场透明、权益保护等规则。

最值得学习的楷模。无论是硬件基础还是软环境都是一流的。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产业布局、产业发展、规制创新、公共安全、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是其他全球城市追赶的楷模。

三、深圳作为全球标杆城市的内在规定性

国家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的使命，意在开辟出的具原创性的全球城市成长道路，是一条与西方道路起点不同、路程不同的独特道路，具有超越传统的全球顶级城市理论与实践的含义。全球标杆城市将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伟力与全球城市发展的壮阔实践，具有创新引导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社会建设格局、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世界、彰显公平正义以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号召力。如果没有这种号召力，不可能成为全球标杆城市。同时，全球标杆城市还要具有理念优势、制度优势、社会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的榜样气质。如果没有这些优势，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标杆城市。要达到这些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必须切换到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而设计和开发这个全新操作系统所用的语言就是：体现深圳特质、具有中国特质、具备国际影响力。

（一）体现深圳特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建设过程必然要彰显鲜明的深圳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的建设主体是深圳，自然要结合深圳自己独特的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和城市魅力，要有深圳韵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是以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秘诀做本钱的。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奇迹，关键就在于持续创新。在特区初创期，深圳率先冲破旧观念束缚，以一个又一个“第一”为中国改革发展创新探路；在转型发展期，深圳再一次凭借创新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创新发展的急先锋，被誉为“创客之都”“创新之城”。深圳建设全球标杆城市要发挥创新特长，强化创新优势，全球标杆城市中最能体现深圳特质的也是创新。《意见》全文出现“创新”28次，并明确提出到2025

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可见，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把深圳建设成为世界顶尖的创新城市。深圳要比过去更加坚定走创新之路，举创新之旗，把创新驱动摆在建设全球标杆城市的核心位置，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探索“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科技金融中心”构成的创新之城，与纽约的“全球证券中心 ＋全球信息网络中心”构成的金融之城、伦敦的“全球外汇中心＋全球商务旅游中心”构成的创意之城、东京的“跨国公司总部＋全球科技研发中心”构成的动漫之城、巴黎的“国际机构聚集地＋全球文化时尚中心”构成的浪漫之城差异化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全球顶级城市。 ^[23]

（二）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要坚持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国家建设全球标杆城市，在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建设全球标杆城市，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建设全球标杆城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背景下建设全球标杆城市，自然要有自己的独特血脉、肤色和底蕴，要有厚重充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元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不是增加一个全球顶级城市的数量，而是增加一种类型，提供一种生动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的新模式。新模式的核心、灵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属性的强调，表明全球标杆城市是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优势、特征的城市。这既是全球标杆城市的自我认同和卓越的标识，也是全球标杆城市鲜明地区别于其他公认的全球顶级城市的本质，在全球格局的大系统中明确了全球标杆城市建设的目标、方向和性质定位。深圳要从市域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感知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提供一个“重要窗口”。

全球标杆城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梦”进程同步进行。全球标杆城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基，必须依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依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必须依赖全国各地的支持。《意见》对深圳提出的5个方面“率先”的目标要求，其实就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深圳的具体体现，就是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高高举起，保证全球标杆城市这面旗帜的底色是红色的，是社会主义的。

全球标杆城市是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模型城市。建设全球标杆城市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全球标杆城市建设实践中做出显著成绩，深圳是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头兵。

全球标杆城市是全面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特征的城市。经济上，要继续完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政治上，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政治昌明、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文化上，构建以中国元素为本底、开放多元的文化体系；以深厚的中华文明积淀为依托，吸收、融合当代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独特人文魅力、丰富文化内涵和较高文化品位的中国特色全球城市。 ^[24]

全球标杆城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中国梦的“圆梦之地”。全球标杆城市应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更具突破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开放统一、社会主义城市民主法治环境更加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现代城市文明更加繁荣先进、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体系更加完善高效、绿色安全的社会主义城市生态文明更有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全球标杆城市是全心全意服务于全体市民的城市。以人民为中心，适合人的生存、人性的成长和发展，不是服务于少数人或少数特权阶层，而是为了让全体市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是全球标杆城市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努力方向。

全球标杆城市是完美展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城市。在全球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分化。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深圳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复杂的城市中推进全球标杆城市建设，社会建设的任务尤为艰巨。在向全球标杆城市迈进的进程中,以社会为本位而不是受限于资本，避免社会出现分化和对立的现象,不能重复“先分化后治理”的老路，应积极解决发展极化、社会隔离等问题,建设全体市民共同富裕的和谐美好的全球标杆城市。

深圳建设全球标杆城市，必须探索一条城市发展的高端化、集约化、均衡化、协调化、智能化、低碳化的发展道路。唯有这样，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才能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中国自己的贡献。

（三）具有世界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全球标杆城市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从“中国范”向“全球范”的转变，需要符合新时代对全球标杆城市的新要求，全球标杆城市要比其他全球顶级城市做得更好、更卓越。在东西力量对比转换中，全球城市步入“标杆”空白期。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作为全球顶级城市，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尽管这些城市仍怀有强烈的优越感，尽管在不少具体领域还有借鉴学习的地方—在整体上越来越显现出其模式的局限性。在穿透五百多年的全球城市史、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历史后，只要足够客观，就能发现这些“老标杆们”普遍困扰于贫富差距加速扩大、中产阶级萎缩、老龄化等问题，很难看到在现行框架内的解决方案。全球标杆城市是以解决全球城市困境、能让世界接受、钦佩和学习为己任的，是属于世界的“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的研究和制定，在高度重视中国城市问题和需要的同时，还必须有世界情怀，有全球城市命运共同体意识；充分考虑未来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实现对现有全球顶级城市发展模式和状态的超越，以便为全球城市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更稳健的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必须满足世界对标杆的预期：城市系统调整至和谐状态，城市运行提高到高效安全状态，城市环境改善成良好状态，实现了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市民的高品质生活。这种认受性，将有效化解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疑虑，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成为“近悦远来”之城。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既源于深圳实践，又具备全球顶级城市的一般特征，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适应未来城市发展需要、引领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全球城市典范。

四、2050展望：愿景与目标

愿景决定前进方向，愿景激发前进动力。2050年对世界、中国和深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意见》要求到本世纪中叶，深圳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2050年也是全球高度关注的时点，多家重量级智库、战略学家发布了面向2050年的趋势研究报告。因此，科学分析和预测2050年全球标杆城市愿景，具有重大战略性意义。

（一）全球标杆城市蓝图唯美壮阔

全球标杆城市愿景是中央为深圳设计的鲜明而亮丽的形象依托，不仅承载着对国家富强的向往，也有着对人民福祉的价值诉求，人们对它充满期待。全球标杆城市愿景是一个由“五彩缤纷”的标识所构成的“万花筒”（见表1）。

1.一个繁荣的深圳

这是“高质量发展高地”战略定位的要求。这一愿景的出发点主要基于深圳城市功能提升和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和战略使命，体现为深圳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与中国大国崛起地位相匹配的城市功能愿景。具体体现为：一是打造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顶级全球金融中心是现有深圳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升级版，是深圳在政治经济中发挥控制力、领导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深圳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的重要承载。二是具有卓著影响力的综合性全球科学中心。综合性全球科学中心是我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也是深圳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表现。三是全球城市信息网络型大都会。这是全球标杆城市作为全球信息网络节点枢纽功能的重要依托，是我国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支撑，是深圳全球信息配置能力的重要承载。

2.一个公正的深圳

这是“法治城市示范”战略定位的要求。这一愿景的出发点主要基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影响力。具体体现为：一为规则之城。凡事讲规则，市民守法知礼，企业尊法纪敬市场，政府注重规则、规范和程序，守本份做服务，成为最有规矩的城市。“深圳规则”与“深圳速度”“深圳质量”一样，成为享誉中外的深圳名片。二为全民友好之城。满足国际化、家庭化、年轻化、个性化、流动化人群的多元需求，成为国际友好型、儿童友好型、青春友好型、艺术友好型、租客友好型、低收入人群友好型的城市。三为以人为中心之城。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体面和尊严的生活。尊重每一个个体、呵护每一种梦想。保障每一个人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四为厚待奋斗者之城。以奋斗者为本，大力提升城市温度，处处彰显对奋斗者的关怀，强化再分配调节功能，重点提升完善夜间公共交通服务、幼儿托养机制，建立一流的社会关怀服务体系。

3.一个时尚的深圳

这是“城市文明典范”战略定位的要求。这一愿景的出发点主要基于极大丰富深圳的精神文化时尚生活，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具体体现为：一是全球文明城市。城市文明程度增强，城市精神彰显，打造文化市场平台、国际文化活动平台、文化创新发展平台，成为国际文化信息交流、国外文化产品展示的载体，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创意设计之都和国际演艺之都。二是文明融合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分享平台。拥有高等级的“流量经济”，占据“流”的高端环节，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创新流、思想流等“七流合一”的集散枢纽；文化影响力、策源力、传播力不断增强。三是文化与时尚策源传播中心。实现各种文化产业共生共荣，打造深圳独特的文化都会品牌。

4.一个美好的深圳

这是“民生幸福标杆”战略定位的要求。未来城市回归“发展为人民”的本源，全方位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具体体现为：一为健康之城。坚持健康优先，健康公平基本实现，健康环境不断优化，成为世界健康疗养胜地。主要健康指标世界领先，跻身世界最长寿城市前10名，建成具全球影响力的健康科技创新中心和健康城市典范。二为安居乐业之城。高水平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把深圳建成群众没有后顾之忧、幸福感最强、满意度最高的首善之区。三为智慧之城。建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智慧之城，具有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设施，信息技术全面融入城市管理，形成高效的信息化治理能力。

5.一个韧性的深圳

这是“可持续发展先锋”战略定位的要求。这一愿景的出发点是为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发挥示范效应。具体体现为：一为趋势之城。构建富有弹性的韧性城市系统和管理机制，提高城市风险防御能力、冲击应对能力、自我恢复能力。二为低碳之城。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结构，形成低碳、绿色、生态发展模式。

（二）全球标杆城市愿景展望

深圳迈向全球标杆城市任重而道远，其唯美壮阔的蓝图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同时实现。需要形成明确的3个目标阶段，分别对标不同层级的全球城市，选准适当的发力点，短中期主要冲击第2梯队，到本世纪中叶，跻身第1梯队。

1.夯实硬实力（2020—2025）

着眼2025年，以提升经济硬实力为主，完善法治环境等软实力为辅，主要对标香港和新加坡，建成全球标杆城市的基本框架。如果将全球标杆城市建设目标设定为100分，那么在这个阶段，5个战略定位应该达到的分值分别为：高质量发展达到42.3分，法制建设达到24.9分，城市文明达到20.6分，民生幸福达到15.8分，可持续发展为14.6分（见图1）。[1]

具体目标有：城市综合实力提升，在全球城市指数排名中跃居前50名。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GDP总量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2025年达到纽约的45%，东京的70%。营商环境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进入前25名。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际航线通航城市达到70个，万人博物馆数量达到0.08个，国际会展中心数量达到10个，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进入前70名，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进入前80位。

2.突出软实力（2026—2035）

放眼2035年，以提升法治环境软实力为主，巩固经济硬实力，继续主要对标香港和新加坡，也要对标纽约和伦敦，重要发展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基本建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全球标杆城市，成为全球城市流动中不可或缺的节点城市。这个阶段的前10年，仍应该继续以发展经济提升经济效益为主，随着经济基础日益雄厚，后5年发力点有所调整。在期末，高质量发展达到82.1分，法制建设达到75.3分，城市文明达到60.7分，民生幸福达到62.4分，可持续发展为58.2分（见图2）。

具体目标有：城市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跻身全球城市第2梯队。在全球城市指数排名中跃居前20名。GDP总量以年均7.5%的速度增长，2035年达到纽约的60%，并且超过东京。人均GDP以年均8.5%的速度增长，2035年与新加坡持平。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进入前15名。国际航线通航城市达到100个，万人博物馆数量达到0.15个，国际会展中心数量达到30个，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进入前60名，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进入前70位。

^{[1]数据来源：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全球标杆城市研究课题组。根据10余人的专家打分法，针对3个时期，高质量发展等5个维度的进展程度进行打分后计算得出。}

3.全面跃进全球标杆城市（2036—2050）

梦圆2050年，主要对标纽约和伦敦，各项发展指标全面达到和超过国际领先水平，全面建成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成为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重要承载地和全球金融体系、贸易投资网络、技术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城市，成为全球最宜居和绿色低碳城市，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创新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这个阶段，应重点实现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民生幸福和城市文明程度。到期末，高质量发展等5个方面的目标均接近100分，做到全面均衡协调的发展，此后5个战略目标的发力也逐渐均衡（见图3）。

具体目标有：城市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跻身全球城市第1梯队，在全球城市指数排名中跃居前10名。GDP增速确保年均6.8%以上，到2050年超过纽约。GDP总量和人均GDP均冲击全球城市第1名。营商环境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进入前10名。国际航线通航城市达到150个，万人博物馆数量达到0.30个，国际会展中心数量达到50个，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进入前50名，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进入前50位。

综上，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建设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标杆城市是必须，也是必然。深圳建设全球标杆城市道阻且长，但未来可期；全球标杆城市研究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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