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冠疫情国内防控治理的成效与经验*——基于全国范围网络调研数据的分析

作者：赵红军 石佳鑫 左百官 杨晓辉 陈娜  2021-10-26 19:24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2019年末—2020年的新冠疫情必将因为其影响范围广、影响程度深而载入史册。本文基于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371个城市的网络调研数据，分析了新冠疫情国内防控治理中居民与企业个体应对疫情的行为变化，居民生活、消费、出行行为变化，工作学习方式变化，身心健康变化，企业行为变化等。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对整个社会包括居民和企业个体的生产、经营、生活、学习等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负面冲击。我国广大居民个体和企业都对新冠疫情产生的冲击做出了必要及时的预防与反应，外出出行、交往、出差的频率大大降低，不必要的应酬、来往大幅度减少，家庭生活、组织关怀与亲情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同时，疫情的冲击也为全社会进行经济、管理、商业、企业创新提供了难得机遇。文章首次从微观个体和大样本调研的角度证明了我国政府出台的新冠疫情防控举措的有效性、及时性和合理性；同时，调研结果也充分彰显了儒家文化基础上亲民政府、团结社会、良好居民与企业个体之间的紧密关联和融洽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全国一盘棋、集中统一领导、一切为了人民、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务实有效的治理举措、社区联防联控的治理举措等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最大优势，也是战胜新冠疫情的最大制度优势。

[摘要]2019年末—2020年的新冠疫情必将因为其影响范围广、影响程度深而载入史册。本文基于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371个城市的网络调研数据，分析了新冠疫情国内防控治理中居民与企业个体应对疫情的行为变化，居民生活、消费、出行行为变化，工作学习方式变化，身心健康变化，企业行为变化等。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对整个社会包括居民和企业个体的生产、经营、生活、学习等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负面冲击。我国广大居民个体和企业都对新冠疫情产生的冲击做出了必要及时的预防与反应，外出出行、交往、出差的频率大大降低，不必要的应酬、来往大幅度减少，家庭生活、组织关怀与亲情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同时，疫情的冲击也为全社会进行经济、管理、商业、企业创新提供了难得机遇。文章首次从微观个体和大样本调研的角度证明了我国政府出台的新冠疫情防控举措的有效性、及时性和合理性；同时，调研结果也充分彰显了儒家文化基础上亲民政府、团结社会、良好居民与企业个体之间的紧密关联和融洽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全国一盘棋、集中统一领导、一切为了人民、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务实有效的治理举措、社区联防联控的治理举措等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最大优势，也是战胜新冠疫情的最大制度优势。

[关键词]新冠疫情 国内防控 公共卫生冲击 治理成效

[中图分类号] R1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21）01-0005-13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发展治理的经济学贡献与世界影响”（18BJL003）}

一、引言

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c）堪称21世纪以来对全球公共卫生、社会、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一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虽然大部分亚洲的疫情防控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欧洲、北美、南亚次大陆、非洲、南美等的疫情形势仍十分严峻（高乔，2020）^[1]。当前形势下，整个世界需要的不仅是口头层面上的团结与合作，而更需要的是实实在在地分享各国疫情防控、应对的经验与教训，扎扎实实做好疫情防控。

在整个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以对人民生命和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公布了疫情信息，快速地切断了爆发地与外部的经济、交通与人员联系，有力地管控了几乎每一个社区、每一个企业和居民个体的行为等，为世界赢得疫情防控胜利争取了宝贵时间（李峰等，2020）^[2]。中国疫情防控所做的一切，尽管国内外褒贬不一，却有效地防控了疫情，不仅赢得了国内的广泛赞誉，而且也赢得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乃至联合国的一致好评。同时，在疫情防控中，我们的确也看到不少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疫情防控的污蔑、甩锅乃至赤裸裸的抹黑行为。这些都是对中国疫情防控成效和经验的漠视，很多甚至是故意的误读。

从现有有关中国新冠疫情应对经验的文献看，大多数研究往往只从局部视角来讨论疫情应对的成效与经验。比如，卿菁（2020）^[3]认为诸如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在疫情防控机制方面有很多经验，也有很多短板与困境。王耀等 （2020）^[4]认为市场监管机构改革成果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欧阳斌等（2020）^[5]认为交通治理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袁强等（2020）^[6]认为我国应急物流管理体系存在着诸多短板。刘志东等（2020）^[7]认为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从制度安排、机构设置、权责划分等角度提出解决思路。

另外还有不少文献，仅通过理论、逻辑推理角度对中国新冠疫情应对做出总结，而没有大量数据作为支撑。比如，高原，李安增 （2020）^[8]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疫情的最大政治优势和基本经验。陈林等（2020）^[9]认为政府应加快建设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武汉大学发展战略研究院 （2020）^[10]对武汉疫情防控各阶段特征的深入分析，总结出我国战“疫”的六大经验，主要有发挥体制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采取科学防治措施、严守社区防线、推动科技运用、深化国际合作等。刘应杰（2020）^[11]认为中国取得新冠疫情胜利的经验主要有发挥制度优势、中国的非凡实力、全民的凝聚力及高度自觉性与纪律性、信息公开透明、舆论正能量等。乌日图 （2020）^[12]认为，在疫情期间，我们暴露出的短板主要在疾控体系、卫生体系、医疗保障制度以及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从国际防控角度对各国在疫情期间做出的努力进行了总结。比如Michele Belot等（2020）^[13]通过调研问卷形式对6个国家居民在生活状态、收入、社交行为等多个维度进行调查，通过记录人们在新冠大流行后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及他们对本国所采取防控措施的看法，总结与评价各个国家出台的防控政策的效果以及不足。 Thiemo Fetzer等人（2020）^[14]通过全球调研数据发现，在疫情期间，人们对未来的经济趋势抱有悲观情绪，并发现这种悲观情绪与个人对新冠疫情流行风险的预期存在因果关系。但从总体上来看国外学者对新冠疫情的研究还比较少，调研的范围样本也不多。这也进一步说明，本文研究存在一定的创新性与前沿性。

本文主要针对中国范围内的居民进行深入调研，目的是从居民个体的角度，弄清楚居民和企业个体对中国疫情防控的态度、对防控措施的完善程度以及他们在疫情防控中的个体行为变化，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新冠疫情防控应对经验与成效及其背后的中国制度优势。

相对于现有疫情防控的研究而言，本研究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创新：一是，基于居民个体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态度与行为变化的需求者视角，能够看出中国政府出台的疫情防控政策、举措的有效性，为此提供大量微观数据支撑；二是，与西方疫情防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基于居民个体视角的调研，能够看出中国基于儒家文明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文化、政府、制度与政策之间的紧密关联关系，为总结我国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寻找微观行为支撑。三是，试图为世界应对诸如新冠疫情之类的公共卫生冲击、自然冲击，提供一些中国经验、举措、做法借鉴，期望全球尽快战胜新冠疫情。

二、调研开展情况

（一）调研开展情况

本次调研于2020年5月16日至5月30日开展，通过注册的问卷星网络平台向全国发放。课题组共收集到16022份样本。从调研问卷的内容看，调研问卷共包含77道题目，内容覆盖被调查者个体特征、国内防控情况与治理经验等方面，重点围绕疫情期间居民和企业个体行为变化、对国内疫情应对措施的评价与意见、对国内和国际公共事件应对的评价以及未来预期等进行了详细调研。

从被调研者填写问卷所用时间来看，见图1所示，其中填写问卷时间在3~6分钟的占比39.73%，6~9分钟的占比14.54%，9~12分钟的占比为7.55%，12分钟以上的为10.46%。综合来看，有72.28%的被调研者完成问卷用时在3分钟以上，平均用时约为392秒（约6.5分钟）。因此，从这一点来看，被调研者认真地完成问卷的概率较大。

（二）被调研人群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从本次被调研者的性别分布来看，男性受访者占比58.5%，女性占比41.5%。从被调研者的年龄分布情况看，被调研者为20岁以下的占比15.7%，年龄位于20~30岁的占比45.8%，年龄为30~40岁的占比28.8%，年龄位于40~50岁的占比7.4%，50岁以上的占比2.3%。从中可以发现，本次被调研者主要集中在20~40岁青年、青壮年人之间，总占比74.6%。从被调研者的学历分布来看，初中文化以下的占比6.0%，初中至高中文化程度占26.8%，大学/大专文化程度占比57.5%，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9.7%。可见，本次被调研者主要集中在初中至大学学历，总占比84.3%，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和学历代表性。从被调研者年收入分布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进行划分和统计可发现，收入分布在3.6万元以下的占比31.4%，收入位于3.6万元至14.4万元的占比48.7%，收入位于14.4万元至30万的占比16.7%，收入位于30万及以上的占比3.3%。总体来看，本次问卷人群主要以中低收入者为主，总占比为80%。

从被调研者的职业分布来看，被调研人群中占比较高的人群主要有学生人群，占比16.9%；事业单位、国企员工占比13.1%；私营企业主占比11.5%，另外，教师和医护人员占比分别为10.6%和10%，其余占比均低于10%以下。从中可以看出，被调研者的覆盖人群主要是学生、事业单位与国企人员、私营企业主，教师与医护人员等。

在进行2020年1月疫情爆发时被调查者是否在中国境内的调研时，87.4%的被调研者表示当时在国内，12.6%的被调研者表示不在中国境内。图2以地级市为单位绘制了被调研者当时所在地理位置分布情况。从省份分布情况来看，调研覆盖了黑龙江、广东、新疆、湖北、福建等共34个省级行政区，371个城市，覆盖了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以及全国55.2%以上的城市。同时，被调研者主要集中于中国境内的东部、中部，而来自西部地区城市的被调研者相对较少。可见，本次调研所覆盖的地区广泛，调研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覆盖面。

从被调研者疫情期间的就业状态来看，被调研者以正常上班、在家上课以及在家办公居多，单项占比均在30%左右，具体为正常上班的占比35.91%，在家办公的占比为30.87%，在家上课的占比为29.95%。另外，去学校上课，待业、居家隔离等状态占比均在10 -20%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研，疫情期间报告在家待业的人群占比在15.05%左右。图3给出了详细的调查结果。从被调研者迁移情况看，调研发现，60%的被调研者在疫情期间没有进行跨区域流动，有22%的被调研者为省内流动，有14%的被调研者进行了跨省流动。另外，还有少部分进行了国际流动，占比为4%左右。相比往年，参与国际流动的比率下降不少。从被调研者周边新冠疫情感染情况看，有67%的被调研者表示社区周围无感染者，有13%的被调研者表示在同社区内有感染者，还有15%的人表示在相邻社区有感染者。另外，还有5%的被调研者表示他们认识的人群中有感染情况发生。

（三）调研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次调研信度和效度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有效填写问卷有6737份，在总调研问卷中占比42%。各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66，大于0.7的门槛值，说明调研所获得的各变量具有良好信度。量表的KMO值为0.975，Bartlett的球形检验显著性为0.00。在KMO值接近于1且球形检验非常显著的情况下，说明调研的效度良好。

三、新冠疫情中居民与企业个体行为的变化

新冠疫情作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和居民个体的行为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调查中，当被问及新冠肺炎对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的调查中，仅有18.81%及以下的被调查者表示新冠疫情对他们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工作学习、社交频率没有任何影响，有42.07%及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受到了新冠疫情的较多负面影响。

（一）居民疫情应对行为方面的变化

新冠疫情期间，绝大部分受访者积极响应了政府的防疫政策措施，调整了个人和家庭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有77.78%的被调查者从2020年1月20日至问卷调查期也就是5月20日内没有进行跨国或跨省市流动，仅有2.70%的被调查者进行了跨国迁移，受访者中94.05%的被调查者较好地完成了外出佩戴口罩的疫情预防措施，76.44%的被调查者在家中经常关注疫情发展变化，80.10%的被调查者为疫情捐款或捐物，其中36.51%的被调查者捐助价值超过100元。从以上公众经常关注疫情并积极捐款捐物的行为可以看出，公众会自发关注公共健康事件的发展情况，愿意为其捐款捐物，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意愿明显提升。从公众勤戴口罩，减少流动迁移的行为亦可以看出，政府科学防疫彰显了党和政府的强大执行力，而公众愿意积极响应政府的防疫政策措施，主动减少聚集性感染的风险，体现了全民抗疫行动的中华民族团结精神。

在有关个人医用防护物资是否充足的调查中，结果显示，有83%的被调查者反映家中防护口罩储备充足；有80.6%的被调查者认为温度计/测温计储备充足；有80.1%的被调查者认为酒精/消毒液储备充足；有57.8%的被调查者护目镜/防护服储备量充足。从调查中可见，护目镜/防护服的储备量相对其他防疫物资来说要稀缺一些，这与普通民众相对不急需这些物品的情况相符。相反，民众对于防护口罩、温度计、酒精、消毒液三项物资的储备情况就要更加充足一些。

在有关医用防护物资来源的调查中，电商平台预约购买与线下预约购买成为被调查者储备医用防护物资的主要来源，分别占比65.5%与57.5%；通过单位发放进行医用防护物资储备的占比44%；而通过他人捐赠与代购方式进行储备的分别占比15.1%与15.6%。

有关疫情期间居民社会捐赠的调查中，有44.7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通过单位组织进行捐款，有46.25%的被调查者选择红十字会，有34.20%的被调查者选择线下接洽相关政府机关，有22.37%的被调查者选择通过明星公益基金会，有39.32%的被调查者选择直接赠予医院，有20.9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心中祝福而非捐款捐物。由此可见，此次疫情中，广大群众有着极高的慈善热情与慈善情怀，并且对通过红十字会和单位组织的方式捐款捐物表现了较高的信任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疫情中，舆论针对湖北及武汉红十字会的批评较为激烈（何小手，2020）^[15]。从调研来看，民众对通过红十字会捐款捐物这种方式的信任度相较过去出现了下降，民众选择红十字会之外途径捐款捐物的比重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中国公众在疫情防控进程中的捐款捐物渠道已出现多元化、分散化的趋势，而传统依赖红十字会捐款捐物的渠道正在发生改变。

有关获取新冠疫情信息途径的调查中，调研发现，电视广播、手机、网站网页是全社会依赖程度最高的三种获取疫情信息途径，占比分别为65.9%、64.8%、51.8%。除此之外，社交软件、社交平台也成为疫情信息的获取途径，占比分别为47.8%、46.4%。而杂志期刊、亲朋好友则是被调研者获取疫情信息最少依赖的途径，分别占比24.0%，13%。这说明，在疫情期间，大部分被调研者都自觉隔离，且更多依赖那些无人际接触、信息流通较快、线上方式来获取疫情信息。

在有关是否接触到疫情的非正规消息的调查中，有37.7%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没有接触到非正规消息，有37%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有接触到少部分非正规消息，有11.5%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接触到了一半左右的非正规消息，有10.1%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接触到的大部分疫情相关信息是非正规消息，另外还有3.8%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接触到的全部是非正规消息。总体来看，疫情期间，有74.7%的被调查者较少接触到非正规消息，只有较少的被调查者接触到非正规消息，这表明，此次疫情的信息宣传工作到位，社会上出现的负面或者不正规消息相对较少。

（二）民众生活、消费支出与出行行为方面的变化

在生活方面，如图4所示，有91.39%的被调查者在疫情期间宅在家中的时间长度达15天以上，其中超过60天的占比35.42%，还有63.74%的被调查者表示宅家期间会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居家生活，和家人好好相处。从1月20日开始，全国大多数人都开始宅在家里，这会使得家庭的互动模式和亲密关系发生了改变，家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呆在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琐事与幸福。

在消费支出方面，如图5所示，61.44%的被调查者表示在食材采购方面支出变动最大，67.46%的受访者表示在生活日用方面的支出变动最大，72.84%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口罩、药物等医疗用品方面支出变动最大。由此可以看出，在受到疫情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影响下，公众的可支配收入受到一定负面影响，对收入预期的变化也使得家庭的消费倾向发生了改变，疫情防护和消杀物品成了民众疫情防控期间支出变动最大的方面；另外，民众也更倾向于选择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为主的消费，而交通、电子产品、服饰美容、外卖餐饮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减少。可以发现，受此次疫情影响，民众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产生了一定程度变化，开始倾向于更谨慎、更理性的消费，较多保证消费能力之内的生活性消费，而大幅了减少非理性、奢侈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我国消费的转型升级。

在交通出行方面，92.64%的被调查者有效减少了外出活动频率，92.22%的受访者较好地保持了社交距离。如图6所示，相比之前的出行方式，被调查者更愿意使用步行、自行车、私家车方式出行的人超过了50%，其中愿意使用步行方式出行的占比66.77%，选择使用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的仅占7.73%、8.40%、9.93%。可见，受疫情影响，由于对聚集性感染的担忧，公众会较少选择公共交通，而选择步行、骑车以及驾车出行的比例大幅提升。

（三）工作学习方面的行为变化

在工作、学习方面，调查显示，有55.97%的被调查者在家工作或上课，有41.81%的被调查者表示会趁着待在家的时间给自己充电提升，29.67%的被调查者表示正在学习一项技能，有34.01%的人在学习办公方面的支出增加。有关疫情期间受访者网络用途变动的调查中，有51.19%的被调查者依赖网络办公，有56.49%的被调查者依赖网络学习，有42.33%的被调查者依赖网络娱乐。

在有关使用的在线学习/办公工具的调查中，有68.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腾讯会议/企业微信；有62.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钉钉办公；有16.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ZOOM;有15.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B站（bilibili）。由此可见，大多数人普遍认可腾讯会议和钉钉这两种线上学习办公工具，这与二者软件的使用性能和易于操作的优势密不可分。

在被问及在线学习/办公时遇到网络崩溃或者网络降速程度的调查中，有13.6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未发生”，有11.4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很少发生”，有28.1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偶尔发生”，有19.0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经常发生”，有27.8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总是发生”。由此来看，大多数被调查者在线学习与办公期间会经常遇到网络崩溃或降速情况。由此可见，我国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大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企事业单位针对疫情的特殊情况，进行了企业办公和学习方式的转变，开始更加合理地安排线上工作和学习。

在被问及是否支持疫情期间在线学习/办公的相关调查中，有36.6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强烈推荐，有41.6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推荐”，有14.1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无所谓”，有5.3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反对”，有1.9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强烈反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纷纷出台延迟开学与延迟复工的规定，学校和企业也开启了远程在线办公与教学，以减少集中上课、办公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有过半的受访者拥有在家远程办公或学习的经历，可见，疫情使得居家办公和在线教学迅速成了常态。未来，在线办公和教学模式将会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接受。

在有关疫情期间就业问题的调研中，部分民众会受疫情影响失去工作或者对行业前景不乐观，追求薪资和发展前景而选择跳槽，有18%的被调查者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而不敢离职，有19%的被调查者表示受疫情影响会选择跳槽以寻求其他就业机会。还有36%的被调查者表示会继续观望，仅27%的被调查者表示疫情不会对自己的就业情况造成影响。

（四）民众身心健康方面的变化

在身心健康方面，如图7所示，调查显示，仅有27.18%的被调查者表示新冠疫情未对自己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造成影响，而48.86%的被调查者表示会比平时更容易紧张和着急，有超过20%的人表示更容易衰弱和疲乏、无缘无故害怕以及出现作息不规律，分别占比21.89%、20.97%、31.85%。而53.58%的被调查者在疫情期间会注重增强营养，提升免疫力，经常参加身体锻炼，有35.62%的被调查者会偶尔锻炼，8.33%的被调查者很少锻炼，仅有2.46%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任何锻炼。可见，受疫情影响，民众的精神心理与身心健康问题也对民众造成了重大影响，而不实信息和虚假信息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的恐慌和焦虑程度，促使民众对健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重视，日益认识到了健康与锻炼的重要性。

（五）企业行为方面的变化

从企业个体层面看，疫情期间，有15.60%的被调查者表示所在企事业单位的上班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有22.07%的被调查者表示上班时间没有改变，有13.20%的被调查者表示上班时间减少了；从工作内容的变化来看，有20.02%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内容增加了，27.73%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量并未改变，8.79%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薪资福利方面，有16.70%的被调查者表示所在企事业单位在疫情期间增加了薪资福利，有31.38%的被调查者表示薪资福利保持不变，12.51%的被调查者表示薪资福利因疫情而减少；在人员变动方面，有15.51%的被调查者表示疫情使得人员增加，有29.24%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人员无变化，14.03%的人表示员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在有关被调查者是否认可企事业单位针对疫情相关防控措施的调查中，如图8所示，被调查者普遍对企事业单位在人文关怀、远程办公、返岗监测与防护措施、规章制度的灵活性四方面的措施安排上比较认可，占比分别为85.48%、84.70%、87.31%、83.63%。由此可见，企事业单位在此次新冠疫情过程之中的防控措施及安排得到了大多数被调查者的认可。除此之外，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也是企业的一种责任。从调研情况来看，企事业单位防护措施的落实到位也为我国抗疫成功以及全社会的复工复产做出了贡献。

四、新冠疫情国内防控治理成效与经验

从如上内容来看，此次调研覆盖面广，调查获得的信息量丰富，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从国内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作为居民个体和企业个体的行为，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种行为的改变，对政府疫情防控举措的配合和积极响应，从另一个角度恰恰证明，中国国内疫情的防控与治理是有成效的，是成功的。

（一）中央最高决策层高度重视，统一部署，坚持全国一盘棋，这是中国取得防控新冠疫情重大胜利最可靠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1月25日及时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加强对全国疫情防控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及时派出指导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亲临一线坐镇指挥，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二是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高效运作，在47天内共召开了16次会议。从表1可见，这16次会议都是根据疫情发展的最新情况，及时果断地拟定新的对策。不仅如此，这16次会议的主题也体现了中国疫情防控的明确阶段性特征和工作重点：在疫情防控初期，会议的主题围绕着湖北武汉地区的医疗防控工作与减少人员流动，降低新冠疫情在国内的流行速度两方面内容展开；在疫情防控相持阶段，“分区分级”成为了这段时间的主题词；在疫情决胜阶段，会议主题围绕民众民生与防范疫情输出输入展开，体现了中国以人为本和高度负责的社会主义政府形象。

三是中央对一批防疫工作不力的地方官员进行严肃查处。比如，湖北省纪委监委对湖北省红十字会3名厅级干部进行了严厉处分；黄冈市纪检监察机关处置惩罚处分党员干部337人，对6名防控不力的干部予以免职；贵州、广西、江西、湖南、广西、河北、天津、浙江等9省（市）均对查处的干部进行了公开通报与追责。在本文有关对国家在抗疫期间惩治失职、渎职或者不当行为官员的举措，如何评价的相关调查中，有80.17%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的惩罚措施及时有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现并处理相关官员的不当行为；有79.28%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的惩罚很有力度，能够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有效防范了相关官员的失职、渎职行为，这从另外一面说明中央对防疫过程中失职官员的查处措施起到了良好效果，从而有效保障了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稳妥、高效推行，为疫情防控取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中国政府是勇于面对困难、高度负责任的政府，始终坚持把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种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政府形象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受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成为了这场战“疫”的首要工作。习近平主席在连线武汉防控一线时强调：“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一是采取多项措施，包括适当延长春节假期、调整开学时间、支持网上办公、对湖北全省停运公共交通，对湖北武汉进行封城等多方面举措，以减少人员流动，控制新冠疫情传播。如图9所示，在本文有关回想中国过去两个月的抗疫历程该如何评价的相关调查中，分别有71.6%和79.81%的被调查者认为湖北武汉封城的时间比较及时，封城的效果比较显著，这就从全国调研数据的角度证明了此次疫情防控决策的及时、果断、正确和有效性。

二是各地派遣多支援鄂医疗队。自2020年1月24日起，全国已派出346支援鄂医疗队，共42600人，其中超过3.5万名援鄂医护人员分布在武汉，超过7000名援鄂医护人员分布在湖北其他16个市县。援鄂医疗队的到达直接缓解了湖北地区医护人员短缺的局面，有效地缓解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如图9所示，在本文有关医疗应对措施效果的认可度调查中，有91.94%的被调查者认为派出援鄂医疗队效果很好。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派遣援鄂医疗队可以有效地应对武汉疫区医疗资源紧缺的局面，缓解了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与风险。

三是调集全国医疗资源驰援武汉。截至2020年4月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累计为湖北等地区调拨了医用防护服超过800余万件，医用隔离面罩（眼罩）165万个，免洗手消毒液357吨，手持红外测温仪66万台，负压救护车1000余辆，呼吸机等医疗救治设备超过了7万台套，为湖北省乃至全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些医疗物资有效地满足了湖北和武汉地区疫情防控的需求。如图9所示，在本文有关医疗应对措施效果的认可度调查中，有91.94%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调度医疗物资效果很好，这也能够间接证明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医疗物资能够很好地解决湖北地区医疗物资紧缺与不匹配的现状。

四是对“四类人员”进行分类集中收治与隔离。针对轻中型症状患者，武汉建立了16家方舱医院进行集中收治；对重症型症状患者，除了武汉地区当时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型医院外，国家仅用了9天时间就建立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进行集中收治。如图9所示，在有关医疗应对措施效果认可度的调查中，有91.87%的被调查者认为建立方舱医院可以有效应对武汉疫情。这就表明建立方舱医院可以有效地应对重症型患者需要集中隔离治疗的情况。

五是我国政府对新冠疫情患者进行免费治疗，并组建科研攻关小组进行疫苗研发。截至2020年5月31日，全国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624亿元，全国确诊住院患者结算人数5.8万人次，总医疗费用13.5亿元，确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约2.3万元。其中，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多达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全部由国家承担。除此之外，国家也成立了以钟南山院士为组长、14位专家组成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科研攻关组，进行新冠疫苗的研发工作。

从调研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新冠疫情防控与一些有影响的西方国家采取群体免疫甚至“佛系”抗疫完全不同，我们对新冠患者免费治疗、核酸检测能力快速提升与新冠疫苗的快速研发非常鲜明地彰显了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把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面对困难、高度负责任的担当精神、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社会主义立国宗旨。

（三）中国防控疫情工作始终正视问题矛盾，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务实的治理举措等是我们能够战胜新冠疫情的重要保证

一是在此次新冠疫情发生之际，国内充分发挥网络线上的渠道优势，完成对必要个人防护物资的调控供给。如图10所示，在有关个人医用防护物资是否充足的调查中，分别有83%、80.6%、80.1%的被调查者回应防护口罩、温度计、酒精/消毒液等三项防疫物资储备充足；并且在我们有关必要防护物资储备来源的相关调查中发现，电商平台预约购买与线下预约购买这两个渠道作为被调查者储备医用防护物资的主要来源，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65.52%与57.52%。由此来看，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护物资的储备中，网络线上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时解决了线下采购面临感染风险与对必要防护物资进行储备的矛盾。

二是主流媒体及时公开透明地发布疫情防控相关信息，引导社会舆论走向，促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稳定。如图11所示，在我们有关获取新冠疫情信息途径的相关调查中发现，电视广播、手机、网站网页是被调研者依赖最多的获取信息途径，每个途径被依赖的频数占总体的有效比率分别为65.9%、64.8%、51.8%。由此可见，在此次重大疫情防控中，主流媒体已经展示了权威新闻机构的强大宣传力量，并结合网络时代直播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技术，以多样化的视听和语言文字传播形式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发布相关内容，引领舆情，促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稳定。

三是我国政府及时、务实地对参加防治的医务人员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比如，有关省份对直接接触待排查病例或确诊病例，诊断、治疗、护理、医院感染控制、病例标本采集和病原检测等工作相关人员，按照每人每天300元予以补助；对参加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医护及随行人员，在享受临时性工作补贴的基础上，再给予每人6000元的一次性慰问补助等多项措施。在本文有关政府出台的针对疫情防治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等政策如何评价的调查中，有59.4%的被调查者非常认可相关政策，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的实质性效果。

四是我国多部委联合实施多项措施，务实、有效帮扶中小微企业度过疫情难关。比如，我国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在有关对国家对中小、微企业的财政、金融等扶持政策如何评价与被调查者的职业类别进行关联性分析的调查中发现，事业单位、国企职员、私营业主在及时性和帮扶力度两方面对相关扶持政策认可度很高，分别占参与调查总数的58.1%与58.4%，这就证明了国家出台扶持中小微企业的相关政策，可以及时有效地帮助企业应对此次疫情造成的负面冲击，从而为中国最终战胜疫情防控攻坚战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是我国此次成功应对新冠疫情所取得的治理新智慧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指导下，多个省份对疫情进行科学评估，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制定不同区域疫情防控和经济活动措施：一是高风险地区严格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加强救治”策略；二是中风险地区严格实施“减少输入、阻断传播、精准救治”策略；三是低风险地区严格实施“严防输入、严阵以待”策略。布鲁斯 ·艾尔沃德是中国和世卫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的外方组长，他曾表示在缺乏疫苗和有效治疗药物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非常务实的”系统性方案来防控疫情，这些防控措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对于产生实际效果至关重要^[16]。

（五）牢牢守住社区基层防线、建立联防联控的社区治理机制是中国抗疫成效卓然的亮点

2020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视察社区疫情联防联控情况时强调，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王春霞,2020)^[17]。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联防联控的社区治理机制也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本次调研中，当被问及疫情期间对基层社区的宣传防护工作是否满意的调查中，如图12所示，被调查者对于基层社区在公共场所与社区消毒、防控宣传、测量体温、外来人员排查、出入监管、生活用品保障、疫情期间心理疏导方面工作的满意度均达80%以上，分别占比87.98%、88.39%、88.60%、87.41%、88.27%、85.29%、80.41%，居民对基层社区的宣传防护工作满意度之高，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许多社区在抗疫过程中积极探索、创新方式，在抗疫战线上所形成的联防联控的社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润秋,2020)^[18]，成为中国抗疫取得胜利的关键经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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