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在译事方面，二林有个最大的相同点，就是两人都不懂外文，但为了知夷悉夷、开启官智民智，都踏上了翻译之路。若无翻译，不去了解域外，那么就没有可能走出封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认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光辉。

从林则徐的《四洲志》、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再到徐继畬《瀛环志略》，“睁眼看世界”的近代智识者，走过了“三步曲”，建构了“三部曲”。区分在于，林则徐是“被动的自觉”，后来者是“主动的自觉”。

从禁烟到销烟，从外交到战争，从上奏到译编，林则徐都是“在场”者。作为钦差大臣，他在1839年离京赴粤，随即招募译员，口译笔译双管齐下。相比于后来者，你可以说这时的林则徐只是“睁开半只眼睛看世界”，但毕竟也是睁开眼睛看世界了。

十卷本《林则徐全集》的第10册为《译编》，内涵丰富，其中包括《四洲志》《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录要》《滑达尔各国律例》《洋事杂录》共6个部分。面对外贸的复杂局面，以及涉外刑事案件，林则徐组织翻译“各国律例”——国际法，这也是“天字第一号”。

在跨越了整整六十年一甲子之后，1899年，林纾翻译的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首版（畏庐版）在福州刊刻。林则徐时代为外交和战争所准备的翻译，至此变成了为精神文化的文学翻译，从此“林译”到彼“林译”，社会在悄然发生变化。

林纾，字琴南，在林则徐1850年辞世两年后的1852年出生，逝于1924年。两人同为林姓，同出自福建福州，都住过“三坊七巷”。作为“译介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的林纾，翻译作品近两百种，蔚为大观，风靡一时。在我国近代文学史、翻译史与文化史上，林译小说都有重要位置。

林纾和林则徐有诸多相同之处。二林都有革新，也都有守固。在对外的反抗战争中，他们都是爱国者。1884年8月，法国舰队突袭停泊在马尾港的福建水师，结果福建水师大败，几近全军覆没，林纾闻讯，与好友林述庵在大街上相抱痛哭；林纾痛感时局之腐败，写下一系列讽刺诗。甲午战败后，林纾主张变法维新，认为改良运动是救国的唯一道路。

在译事方面，二林有个最大的相同点，就是两人都不懂外文，但为了知夷悉夷、开启官智民智，都踏上了翻译之路。若无翻译，不去了解域外，那么就没有可能走出封闭。林则徐是一人与多位译员合作；而林纾则是开创了“中述中译”一对一的合作翻译模式，其翻译“合伙人”多达19位。林译之选材，出于“译者启蒙的政治目的，这也正切合当时社会时局的要求”，比如所译的《黑奴吁天录》；他努力做到“信达雅”，语言古雅洗练，颇具桐城派的雅洁之风。

林则徐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属于近代史首部“开眼看世界”、概言“不立国王，仅设总领”的政体优于君主制的书，书中许多相关语句，是林则徐“编”上去的，是个人的深切体会。与此相似，林纾也会根据读者的接受状况，在翻译中灵活进行各种文化调适，不拘泥于字词一一对应。

林则徐对待翻译很认真，林纾除了晚岁因年纪大了翻译比较潦草之外，早中期的译笔也是很认真到位的，他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不改动一音”。

和文学翻译不同，林则徐的译编与外交密切相关。外交无小事，和英国打交道，有关外交文告，中文要好，英文翻译也要到位。写作、翻译那篇要交给英国女王的檄文，林则徐十分认真严谨。1840年2月，《中国丛报》刊载檄文英文版，林则徐先请译员袁德辉英译，为了确保译文准确，他又请人将英译稿回译成汉文，予以审阅改进。

然而，林则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一年的2月20日，英国外相巴麦尊向清廷发出照会正式宣战，照会由英国驻华翻译官马儒翰译成中文，他将“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一句误译为“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完全背离了“要求皇帝赔偿与匡正”的本义——兵临城下，人家是宣战要赔款，你却当成投诉要求道歉，这让道光帝满以为是手下两个人“闹架儿”找他来诉说冤屈了，只要贬斥惩处林则徐、解决他销烟引发的后果就好了。所以，林则徐后来遇到“奉旨遣戍”，也就可想而知了。

长期的闭关锁国，加上盲目的自信自大，翻译文本上出现这么大的误译也没能发现，闹出匪夷所思的笑话——这还真是让人笑不出来。直到二林的闽籍同乡严复的出现，译事新局才得以开创。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