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随着大量轻微刑事案件入刑、法官员额制改革，进一步加剧了“案多人少”的司法矛盾，阻碍了司法效率的提高。为追求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刑事速裁程序对简案快审的进一步优化，对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缓解司法人员的办案压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面临被告人权利保护有待提高的问题，需要学界进一步探究刑事速裁程序的实现路径和完善方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刑事速裁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期文萃予以汇编。

刑事速裁程序的运行应当将效率价值置于优先的位置

孔令勇在《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7月《刑事速裁程序价值的理论阐释与冲突衡平》一文中认为，刑事速裁程序的运行应当将效率价值置于优先的位置。根据《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中相关内容可知，试行刑事速裁程序的首要目的就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换言之，效率价值优先是政策明确主张的价值目标。而刑事速裁程序也就是为了更为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才被设计出来的。就该程序的内在结构而言，无论是审前程序的整合，还是审判程序的压缩，抑或是程序期限的缩短，这些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同时这也是该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的最大不同。如果说普通程序以公正价值为取向，简易程序以兼顾公正与效率价值为取向，那么比简易程序更为简化的速裁程序则是以效率价值为首要取向。换言之，唯有落实效率价值优先的价值取向，刑事速裁程序的设立才具有正当性。因此，效率价值应当置于刑事速裁程序价值位阶的首位。

完善量刑政策，增加对被追诉人选择适用速裁程序的量刑减让

林喜芬、王延延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5月《论刑事速裁程序的模型定位与配套制度之改革》一文中认为，为了充分发挥我国刑事速裁程序的量刑激励功能，应同时采行“认罪认罚-量刑减让”和“程序选择-量刑减让”两种量刑优惠模式。当前我国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模式主要考虑的是“认罪认罚-量刑减让”，这对那些可能判处较长时间监禁的被追诉人有激励效果。但是，对于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案件却很难产生显著效果。由于采用独任制审判的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和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高度重合，而且两者在审理期限上也未有显著差异。因此，仅有“认罪认罚－量刑减让”的量刑激励，似乎不足以让被追诉人获得选择适用量刑程序的额外激励，这很大程度上会降低被追诉人选择适用速裁程序的积极性。在此意义上，在“认罪认罚－量刑减让”的基础上增加“程序选择-量刑减让”的激励模式，将有效分隔刑事速裁程序和采用独任制审理的简易程序，并能进一步推动刑事案件的合理分流。同时，从规范层面讲，为了使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改革更有成效，中央应进一步完善量刑政策以防止各地的量刑实践偏差过大。当被告因自愿认罪等多个量刑因素在量刑减让的幅度上已达到基准刑的30％时，为了专门体现对被追诉人选择速裁程序的量刑激励，可以考虑针对特定案件类型或罪行较轻微的案件适度降低罚金刑的适用额度，例如，给予被追诉人5％-10％内的罚金刑量刑减让。

加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

白蒙尼在《法治与社会》2021年8月（上）《刑事速裁程序中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一文中认为，刑事速裁程序是在追求公平的基础上提高诉讼效率的重大改革措施，致力于实现节约成本、优化配置司法资源的重要目的，但是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被追诉人的权利，存在被追诉人在程序中参与度不够、司法机关对认罪认罚的审查力度不够、值班律师效果不佳、量刑优惠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一是要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选择权和知情权。司法机关要承担告知权利义务的责任，确保被追诉人知悉。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选择权要给予被追诉人启动速裁程序的申请权和速裁程序回转的申请权。二是要完善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程序。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没有过多疑问，因此庭审中要将审查重点放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上，审查被追诉人主观层面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是否了解认罪认罚的后果。三是要提高值班律师法律援助的有效性。要赋予值班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等实质性权利，针对被追诉人的案件情况给予有效的法律援助。四是要构建规范的量刑机制。保持控辩双方平等的地位，提高被追诉人的主动选择权，被追诉人可以与检察机关协商量刑建议和量刑优惠，制定统一明确的量刑标准，根据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以及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阶段不同，给予被追诉人不同的量刑优惠，并且予以公开公示，以此激励正在犹豫或有所顾虑的其他被追诉人,加快诉讼进程。

（栏目主持：赵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