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徐继畬是近代中国拥有“站在世界看国家，不要站在国家看世界”的理念、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

在“三千年变局”的历史长河里，“神光寺事件”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历史细节。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50年“神光寺事件”，刚好跨过了10年，这似乎是“晚清中国，十年一变”的一个佐证。

1850年早春，道光帝驾崩，咸丰帝即位；深秋，66岁的林则徐辞世。这一年世界上基本未发生什么大事件。虽然没啥外患，但“衰世”的内忧倒是日渐加重了，太平天国、天地会已从蠢蠢欲动到开始起事，麻烦自是不小。

历史是有很大惯性的，“剿夷”仍是“政治正确”的主流，不过对手早已不是“夷兵”，而是老外商人、平民。史学家蒋廷黻在他的名著《中国近代史》中，专门有一节写《剿夷派又抬头》。

在“五口通商”之一的福州，1850年6月发生了一起载入史册的“神光寺事件”——即“福州反入城斗争”。当时，一名英国传教士和一位英籍医生至福州，由英国代理领事金执尔向城内乌石山神光寺的僧人租赁房屋，租期半年。侯官县知县兴廉在租契上盖印批准。次年1月英人被迫搬离，迁往城内道山观英国翻译官住地……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同样致力于严禁鸦片的福建巡抚徐继畬认为，并无迹象表明英人会起衅端，应采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其理念是：按约理论，据理而争；从容设法，令彼自退。这是相对温和、开放包容的态度，努力使用平和手段化解对立矛盾，从而争取和平环境，避免不必要地扩大事态。

和平时期的外交，可以有对抗的策略，有对话的策略，有对抗和对话、斗争和妥协相结合的策略。徐继畬采取的是刚柔相济、软硬兼施的巧办法，成为近代晚清最早施行外交“巧实力”者。徐继畬的号是“松龛”，其实他很像“松针”，有刚有柔。看看他在当年8月10日所呈《复英夷租住寺屋实情并镇静筹办侦查谣言疏》的标题，就可见一斑。

而“老将”林则徐在4月因病从云贵总督任上返回故乡福州，他对这件“身边事”积极介入，明确主张调兵演炮，准备军事斗争。在《林则徐全集》收录的千余封信函中，最后一封是这一年7月林则徐领衔福州绅士联名致徐继畬的长信。信中主要责难徐继畬驱逐神光寺夷人不力，督促密防备战。

一个小事，并非关乎“国是”，但要拔高、甚至无限上纲也很容易。林则徐秉持斗争哲学；徐继畬施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折冲樽俎的外交手段——“鹰派”“鸽派”，歧见分明。

虎门销烟时期，林则徐无疑是身先士卒的先驱；鸦片战争10年之后，到了晚年，他已然变得越发固执，以致盲目排外，由民族主义进而变成了狭隘民族主义，这就是历史局限。岁数大了，人很可能会冥顽不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著名史学家袁伟时著作《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影响巨大，其中第五部分是《从徐继畬看爱国与投降》，直言“林则徐的真正失误在于没有保持和发展虚心了解西方的开放心态，其思想出现了新意枯竭的症候”。

有道是“比别人多走一步是先进，多走两步是先驱，多走三步是先烈”。随着时间推移，当许多人无法与时俱进之时，总会有人超越而过，大步走在时代前列。先知先贤，就是先行者、超越者。时代最需要“多走两步”的先驱，徐继畬就是典范：他是近代中国最早“正眼看世界”的先驱，是中美友好交往的先驱，是和平处理对外关系的先驱。徐继畬是近代中国拥有“站在世界看国家，不要站在国家看世界”的理念、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他真正比他人“多走了两步”。

但由于和“主流意见”不一致，徐继畬被接连参劾，差一步成为“先烈”。他被革职回京，降补太仆寺少卿——那是掌管车马的“弼马温”。后来他被“边缘化”，曾被长期打入历史另册。

先驱在沼泽中艰难前行，照耀时空中的精神暗区。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坟墓，都只能把先驱“压”一阵子，历史长河中，多黑多暗的坟墓，最终都是压不住先驱们的真理光辉的。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