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徐继畬具有开明的思想、开放的眼光，他能“正眼”看世界，而不是简单的“睁眼”。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晚清转型期的外交和教育，都有这个特点。2022年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0年。今人可能不知道，1842年签约时，中英文版本都是英方提供的，结果闹出了历史笑话。中文版当时由英方翻译官马儒翰翻译，他是著名传教士马礼逊的长子，中国通。而那些昏聩的清朝官员，没有一个懂英文啊！条约一共13条，第2条中文版本说的是“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云云，“大皇帝恩准”的措辞，在表面上倒是给足了大清皇帝面子。可是，道光帝万万没想到，英文版的《南京条约》，与中文版本存在重大差异。

大时代的小细节，往往才是真相：两个版本中，不仅仅5个开放城市顺序不一（英文版厦门在福州前面），关键是：中文版规定英国人民只能住“港口”，只有英国的官员方可住“城邑”；而英文版中，与“港口”对应的是“Cities and Towns”，应译为“城镇”；与“城邑”对应的是“Cities or Towns”，应译为“城市或城镇”。结果却是，将前者的“城镇”译成中文时变成了“港口”——只是局限于居住口岸港区，这明显属于误译。这个“误译”很大可能是故意为之，因为封闭腐朽的清廷害怕“华洋杂处”，所以一直不许外国人进城居住，这个条约的中文版本就迎合上意，给足“面子”。“天朝上国”向来如此，“里子”似乎不要紧，永远是“面子”第一。于是，一个条约，两种版本，不同规定，闹了天大的笑话，也给后面留下了冲突的隐患。

在外交领域，国与国之间所签订的条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与洋人打交道的大清帝国官员没人识得ABC，吃这个亏，也不是一天两天。痛定要思痛，没外语人才，那得培养；要培养人才，那得办教育；要办教育，还真是离不开有识之士。“1862年，文祥与恭亲王取得朝廷首肯，在北京设立了一所专事翻译的学校。该校规模不大，主要选拔年龄在十四岁左右的八旗子弟学习英文、法文，并向他们发放津贴。”2021年12月26日辞世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先生，在他的教科书《追寻现代中国》里如是有云。这所学校，就是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属于近代新式学堂。它能延聘外教，而且支付高薪，在当时殊为不易。

2022年恰是同文馆创建160周年。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到1862年同治元年创立同文馆，过了20年之久，速度形同蜗牛。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了《北京条约》，规定今后各国递交来的公文，只使用人家本国的文字，不再像《南京条约》还翻译了一个有差异的中文版给你，没有外语人才真是不行，甚至是不幸。

文祥和恭亲王奕，都是开明的晚清名臣。奕后来力荐徐继畬，上折要求饬派他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让徐继畬出掌同文馆，实乃明智之举。一方面，徐继畬学术能力一流，他的《瀛环志略》就是同文馆的教科书；另一方面，他热心教学教育，致仕之后，回到山西平遥办了超山书院；还有更重要的是，徐继畬具有开明的思想、开放的眼光，他能“正眼”看世界，而不是简单的“睁眼”，徐继畬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主要开创者。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