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实施工程的总体目标是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前沿窗口城市，勇于创新的思想观念和敢为人先的文化担当，历来为世人所称道。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指出，深圳要成为城市文明典范，要“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要“把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加快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代文明之城”。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城市。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可见，文化的创新先锋发展仍是深圳的使命担当。

中央要深圳建设的是能够彰显“文化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所以，探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从而产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无论对于贯彻落实《意见》，还是对于深圳建设城市文明典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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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化是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成功典范

深圳作为新兴城市，现代都市文化发达，传统文化底子薄弱；青春文化发达，传统人文学术文化薄弱。但一张白纸可以绘出最美最新的图画，没有传统积淀的掣肘制约，反而成就了深圳的创新性和先锋性特色。近年来，深圳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称号、被评为“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从“文化沙漠”跨越发展为“文化绿洲”。

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高度概括与灵魂精华，是引领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历来注重城市文化精神引领号召作用的深圳，文化的特质集中体现在其所倡导和形成的“深圳十大观念”、“四型”文化理念、“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以及“新时代深圳精神”上。

（一）传统文化与“深圳十大观念”

从传统文化来看，儒家文化具有积极进取、重视人文教化、博爱仁厚等特质。由此观照“深圳十大观念”可以看到，深圳文化具有显著的儒学特质。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可以看到儒家积极进取的使命感以及期望有所作为、时不我待的时间紧迫感；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除了看到一种对家国社会的责任担当外，还看到了儒家力戒空谈、摆脱玄学的实用理性；从“敢为天下先”，可以看到儒家勇于进取、刚健争先的姿态；从“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可以看到儒家崇尚人文教化、提倡有教无类、追求人的价值尊严；从“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则看到了儒家的博爱仁厚、温情宽容以及坚忍不拔。儒家文化这些最显著、最核心的特质，在“深圳十大观念”中都得到充分体现。

（二）传统文化与“四型”文化

智慧需要以知识作基础。“深圳十大观念”中有“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深圳读书月、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等文化品牌活动，充分表明了深圳对知识的追求与尊崇。孟子说：“学不厌，智也。”崇尚知识让深圳的“智慧型”文化理念得到落实。

而知识不等同于智慧，智慧是超越于知识、融会贯通各式知识后，对世界一切事物能够如“庖丁解牛”般应对自如、得心应手的一种“大道”。正如孔子所说，“知者不惧”“知者不惑”“知者动”“知者乐水”。无疑，追求“弘扬大道”，倡导“智慧型”文化，充分显示了深圳志存高远的文化追求。

智慧除需以知识为基础外，也需要理性。一个智者，不仅能克制自身的自然感性，遵守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理性顾及他人、和谐与他人的关系；更能理性地掌控自然、利用自然，以一种“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善待自然，和谐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天人合一”。

崇尚知识理性、倡导人文情怀，这正是儒家的文化特质与理想追求。深圳倡导“智慧型”文化，提倡“重视人才、培育人才”，这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本主义文化特质是一脉相承和完全契合的。

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里，深圳勇立潮头，以开拓创新、拼搏进取的特区精神，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这种开拓进取的精神正是“力量型”文化的诠释。除强调“具有自强不息的血性或进取性”，还强调“充满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高扬对人生、社会、国家的意义追求”。显然，深圳倡导的“力量型”文化与儒家“高扬为人的浩然正气，追求人生价值意义”的核心特质高度契合。还可以说，其“自强不息”“浩然正气”“意义追求”等词义是对儒家思想的创新性表述。

“深圳十大观念”中“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等，体现了深圳对世界的包容姿态和精神。既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价值文化，这就是深圳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样本”的包容型文化姿态。显然，这与儒家文化博大仁厚的特质以及对文明富强的追求高度一致。

（三）传统文化与“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

2016年，深圳出台《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以下简称“2020方案”）,从而吹响了深圳文化创新、全面提升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的号角。作为深圳五年文化发展的行动指南，与其他领域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起，成为构筑深圳创新之城的强大支撑和重要引擎。

“2020方案”首先突出了“创新”，重点创新构建城市精神、文化品牌、现代文化传播、公共文化服务、现代文化产业等城市文化五大体系，努力把深圳打造成为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其次，“2020方案”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实践性，它既是“设计图”也是“施工表”，以具体的时间安排、实施路径及切实可行的工作举措，努力将文化创新发展落到实处。

可以说，“2020方案”不仅传承了深圳以往的文化精神，突出了“创新”这个“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延续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实干传统，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开拓进取的精神特质、力戒空谈的实用理性。

（四）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深圳精神”

2020年是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深圳以此为契机，重新提炼概括了“新时代深圳精神”：敢闯敢试、开放包容、务实尚法、追求卓越。从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征途上，为特区砥砺前行提供强劲的精神力量。“新时代深圳精神”一方面总结延续了以往的深圳文化精神，与积极进取、实用理性、包容博爱等儒家文化核心特质一脉相承，另一方面还根据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强调法治精神，从而也承继了“儒表法里”的治理传统。

从“深圳十大观念”到“新时代深圳精神”，深圳精神不仅激发了广大深圳人的思想共鸣，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和热情共振；不仅铸造了深圳的城市品格，也镌刻了中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印记。它们是深圳贡献给全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深圳开拓创新、拼搏进取的精神特质，意气风发、敢闯敢干的城市风貌，勇当排头兵、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力戒空谈、崇尚实干的实用理性等等，都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圳精神既是深圳改革开放的文化精神结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范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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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阻碍和制约作用，深圳的成功正因其传统文化积淀少，却何以能既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同时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对此，也许能从学术界的讨论中得出答案。

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影响问题，学界历来大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是韦伯的消极说。20世纪德国思想家马克斯 ·韦伯认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缺乏西方清教徒那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烈的激情”和“天职思想”。清教的理性伦理是“为上帝及其正义而奋斗”，清教徒出于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将其所得作为资本重新积极地投入到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中”。而儒家则未能“从禁欲角度突破对待财富的态度”，除“享受有钱本身的荣誉与快乐”外，财富是“高尚地、合乎尊严地生活”的重要手段，“君子是美学价值”，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了无缘分”。1919年，五四运动激烈地反传统，原因虽与韦伯不同，但同样认为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因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二是余英时、杜维明的积极说。对韦伯的观点，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余英时、杜维明等，在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大背景下，对此得出相反结论。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正面回应了韦伯的问题。他认为：首先，“没有充足的证据相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必经的阶段”；其次，韦伯没能考察儒学的重要阶段——宋明理学，以及此后士商阶层的融合渗透，从而对儒家作出全面地误读，犯了“全面判断的基本错误”。他以一个史学家的详实史料和严谨考证后得出结论，认为儒家伦理除基于现世的内在超越与清教徒外在超越的宗教取向不同外，两者并无二致，儒家的敬业勤俭、社会责任感、诚信不欺等伦理对明清时期商人的经营管理、为人处世等有着深刻影响，是商业伦理即“贾道”的重要来源。

杜维明则在《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一书中回应了韦伯的问题，并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儒家思想与经济的关系。他区别了政治化儒家和儒家伦理，认为政治化儒家作为一种“形式的儒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释放一个国家的活力”；而儒家伦理“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努力”，“对于新加坡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儒家伦理对新加坡经济腾飞有积极作用。

显然，以上三位大家从各自的学术角度，以正反两面深刻阐明了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作为一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学统和文化，儒家思想以其敬业勤俭、具有社会责任感与诚信等独特伦理，在形塑着中国人以至东方人生活方式和文化形象的同时，也对中国历代商贾的成功及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社会经济有积极作用，具有利国利民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传统儒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不注重实务的官僚主义“形式的儒学”的一面，则束缚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虽然韦伯基于西方学者的立场，略显片面地解读了儒家思想，但他所描述的只具有“美学价值”、只会空谈不擅实务的传统儒家士大夫形象，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形式的儒学”空谈误国的一面。加上“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以及“由于观念与现实的严重悖离，从而使近代儒家文化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

由此可见，以“改革开放”为使命的深圳，建立之初便振聋发聩地倡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是切中时弊之思想观念，由此建立起来的深圳文化犹如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吹来一股春风。以“实干”破除传统的空谈积习，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建立起一系列新的体制机制，从而释放出社会经济发展活力，使深圳社会经济得以飞速发展。转化创新于传统文化的深圳文化一直助推和引领着深圳经济发展。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目的就是使传统文化能为建设富强的现代化中国所用，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一直引领和促进深圳经济发展的深圳文化，正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先锋文化。所以，浓缩深圳精神的深圳文化如《意见》所指出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圳的成功，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也是中华文化屹立于现代世界文化之林的成功。

内容：《文化深圳》2021年11-12期

文/方映灵

（本文为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深圳文化创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