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个人”观念的生发，“个人”语境的形成，从“人”到“个人”的转型，都离不开近代智识者的思考、思辨与思变。

现代文明社会，一定是一个不断开拓、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不断超越的动态发展的社会，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则相反，是一个超稳定的静态社会结构。

行过万里路，对西方作过实际考察的王韬，识见不一样。在闯荡上海的初期，王韬只是一个“沪上畸零人”，其观念尚停留于“华尊夷卑”之论上；而流亡欧洲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非典型”的中国文人，一个亲历并思考“外面的世界”的智识者。

《王韬日记（增订本）》中收录了王韬的《悔馀随笔》，其中对个体自由的向往，溢于言表。彼时中国男子辫子又长又脏，中国女人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而他在英国看到的是：“英人家中多设秋千架，暇时随伴嬉乐……英妇女每至夏日，多喜浴于海中，拍浮嬉戏，不殊鸥鹭之狎波涛也。”他在香港看到的是：“港中番人多设西铺，醉则男女携手联臂，举足蹈舞为戏……各妇女艳妆赴集，以手相挽，面相对，举身摆荡……”

王韬最初是一个冶游欢场、纵情声色、个性不羁的“性情中人”，但他最终能够从本能的驱使进步到追求个性的解放，这是一个质变。相比于魏源、徐继畬这些经世学者，王韬更鲜明地表露出对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向往。

跟东方古老文明差别巨大的西方近现代文明，其特征一是重视个人利益，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二是个人行为自由，当然自由有边界——即“群己权界”。一个人如果没去过民主之国，就不知道个人民主权利之重要；一个人如果没去过自由之地，就不知道个人自由发展之紧要。

“个人”观念的生发，“个人”语境的形成，从“人”到“个人”的转型，都离不开近代智识者的思考、思辨与思变，他们将古代中国一直居于趋附地位的“个人”，一次次推上主导地位——尽管这很像西西弗斯一次次要将巨石推上山顶。

“古代中国人对‘人’的定义，从一开始就缺少对个体性乃至主体性的体认，带有强烈的群体性、社会性或伦理性的意识”；“古代中国主流话语对‘人’的阐释，让我们看到的是被抽干了血肉的空洞的人”。学者罗晓静所著的《寻找“个人”：论晚清至五四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一书，清晰而独到地阐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从龚自珍到谭嗣同，从王韬等早期改良派到康有为等近代智识者，揭露了封建社会对“人”的束缚和压抑，“其批判锋芒集中指向人的心思材力所受到的禁锢”，从而将“人”从“天”中释放出来，重估了“个人”的价值，重释了“个人”的本质。

“个人”是人性之本，没有了“个人”，从根本上也就没有了人性和人性的力量。先哲们意识到，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民主就是人人有“自主”“自立”之权，要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尽可能地赋予“个人”以价值。如果漠视个人自由，阻碍个性解放，最终导致民主自由的灭失，那么，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都不可能有真正幸福美好的前途。

“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浸淫于千年专制的文化传统的王韬，由于看到了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价值，所以他要求“变”，一个“变”字，成为他思想的核心关键词。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