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祥

与其说孔孟那帮圣人们有先见之明，不如说在此后的封建专制体制下，文人士大夫的创造力几乎被扼杀了。

明代才子解缙，5岁即能应口成诵，7岁便能赋诗著文，12岁熟读四书五经并贯穿其义理。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解元）；次年赴京会试名列第七，被选为庶吉士。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永乐大典》主编、被誉为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解缙（另两位是徐渭、杨慎），在经历了蹇窘凄楚的五年牢狱之灾后，被永乐皇帝命令锦衣卫用酒灌醉后埋入雪中生生冻死。一代英才就这样死在了醉梦之中。

翻检浏览解缙的档案，不难发现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风光的读书人之一。这位“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的股肱之臣，历经明太祖、建文帝、永乐三朝而不倒，不仅位极人臣、而且深得皇帝宠爱，明太祖朱元璋曾平和温情地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永乐皇帝朱棣则说得更加直白和露骨：“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对于一个文人出身的大臣来说，这是何等高光的赏识和恩宠。

1410年，素来心高气傲的解缙从贬谪之地广西回到京都奏事，趁着朱棣带兵外出打仗不在南京之时，参与储君之争，永乐皇帝得知此事后一封诏令使其锒铛入狱，五年后又派人结果了解缙的性命。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无论多么风光多么受宠，在最高统治者眼里充其量是个维护政权运转的小小工具而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才名煊赫，倾动海内”的解缙的悲惨结局，只不过是几千年皇权专制下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一个缩影。

儒家学说倡导“天地君亲师”，但是传统知识分子在封建皇帝面前哪曾享受过为师的政治待遇和人格尊严，最高当权者最忌惮的恰恰就是文人士大夫有观点有想法。一部漫长的中国封建专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把文人士大夫从思想上彻底招安、从政治上全面收编的历史。像解缙这种“宁为有瑕玉，莫作无瑕石”的刚直文人，其不上刀俎谁上刀俎？

按照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观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至少应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独立性，二是批判性，三是创造性。而在这三个基本特征之中，独立性又是至为重要和最为关键的。没有独立性，批判性无从谈起；缺少批判性，创造性也就成了无源之本。但是封建专制下的传统知识分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俘获招安进而成为笼子里的“金丝鸟”；要么被治罪杀身砍头，凄惨孤绝地死去，还奢谈什么独立性。惹不起君王总躲得起吧，于是有人像陶渊明、顾炎武一样归隐山林、隐居不仕，但如果遇到专横强硬的朱元璋皇帝，恐怕连这一点也难以做到。

事实上，与其说孔孟那帮圣人们有先见之明，不如说在此后的封建专制体制下，文人士大夫的创造力几乎都被扼杀了。穿过万马齐喑的漫长封建社会，一直到近代“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呼吸到些微自由的和独立的空气，才找到了一点彰显自身价值的感觉。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