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彦斌

孟德斯鸠所讲的行政权，指的是国际交往范畴当中的行政权：宣战、媾和、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

人们常常把对于某种权力划分的理论之源追溯到孟德斯鸠。而事实上，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当中的讨论，与后来参照他的理论进行制度建设的政治实践，还是有一些不同。

当《论法的精神》推进到对苏格兰政制的讨论时，孟德斯鸠首次触及了这一问题，应该说也做了简约而系统的阐发。孟德斯鸠首先归纳权力的类型：“（一）立法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

孟德斯鸠解释道：“依据第一种权力，国王或执政官制定临时的或永久的法律，并修正或废止已制定的法律。依据第二种权力，他们媾和或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依据第三种权力，他们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讼争。我们将后者称为司法权力，而第二种权力则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力。”

当讨论推进到这里时，实际上孟德斯鸠已经把他对这一主题的概论已经说完了——是的，孟德斯鸠作为话题的提出者，他的风格就是这么简约。正因为就是这么寥寥数语、惜字如金，这些话才值得我们重读重思，尤其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孟德斯鸠所讲的行政权？

他所讲的行政权，指的是国际交往范畴当中的行政权：宣战、媾和、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即使是在国际交往领域，也主要指的是有关国防与外交的方面。那么，对内的行政管理权呢？孟德斯鸠在此没有提及。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孟德斯鸠的权力观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别法律史思考的产物。

所谓国别，指的是一个孟德斯鸠在提出一个观点时，集中在某一个国家及其区域。孟德斯鸠较少做空泛讨论，即使像自然法这样的抽象话题，他也“上接天线，下接地气”，何况建立在具体的地理与人群基础上的政治与法律。

所谓法律史，指的是制度形成的时代性。法律往往具有理论性、理念性，是针对现实而形成的观念精华，但是具体到某一个时代的法律，却都嵌刻在这个时代的特定条件中。法律史式的思考与政治学和宪法学的思考的不同，就在于前者观察制度的成因，后者观察制度的普遍性；前者观察制度与时代的关联，后者观察制度与普遍人性的关联。

或许正是学术思考上的“国别法律史”的特性，孟德斯鸠所提出的行政权，既有思路上的灵光乍现，又有他的讨论所指向的国别法律史味道——他在观察苏格兰政制时，想到了权力划分的问题，之所以要做权力划分的讨论，是因为如果他不做这个讨论，他就无法深入谈到苏格兰政制的特点，无法讨论苏格兰政制中的权力结构。

国别法律史属性，还表现在理论的反观上。所谓理论反观，是说如果孟德斯鸠基于灵感而提出了他对行政权的理解，如果激情下的写作不够充分，他为什么不在重读时进行修改呢？显然，孟德斯鸠没有去做修改，最终的版本中，他坚持了他对于行政权力的界定。

正是基于孟德斯鸠的反观之后的坚持，我们才看到孟德斯鸠的这一理论奇观：行政权主要表现为国际交往属性。也正因此，我们以它为一个例，再次感受到了孟德斯鸠国别法律史的方法、技能和史论结合的娴熟度。

（作者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