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传刚

在很多人眼中，19世纪之前的中国是封闭和停滞的，鸦片战争突然将中国卷入了现代化进程。其实，在中国的大门更全面地向世界打开之前的18—19世纪，许多生活在珠三角的市井小人物已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西方人打着交道，以不知不觉的方式，让中国与西方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需要也有机会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一套新的知识、技能、词汇和语言。他们的世界与世界观，也随着数百年来发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而有所改变。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程美宝教授就发掘了一个名为“黄东”的广州市井人物在18世纪的生活片段。程美宝利用域外边角史料，在茫茫史海中，打捞出黄东，并考证了与黄东类似的“事仔”、引水人等珠三角市井人物与洋人交往的一些场景，写成《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一书。

程美宝表示，在创造历史的人当中，除政治家、士大夫、学者等大人物外，还有诸多像黄东这样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黄东在广州西关的商馆区摸爬滚打一段时间后，在1774年，从广州被带到英国，在当地住了六七年之久。

从珠江口出发，遍历许多暗礁，会进入广袤的洋面。这片洋面连接着一个又一个港口，让黄东和许多跟他情况相若的小人物，下南洋，出西洋，探索出了通往大世界的航道。

程美宝教授感慨，我们直面这些小人物时，如果愿意看透他们的背后，如果愿意看远一些，就一定能看到一个大世界。想想引水人面对着汪洋大海，想想黄东在英国上岸的时候，想想广州城西商馆区人们夹杂着英语和粤语从事“国际贸易”，这都是大世界，都是人们自己的世界之外的世界。

日前，深圳特区报记者专访了程美宝教授。

只要我们把更多类似的人物纳入视角，就可以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窥见更广阔的世界

深圳特区报：如果不是您的发掘，黄东这位在鸦片战争之前几十年就有过出洋经历的市井人物很大可能会永远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为何一直关注这么一位小人物？

程美宝：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历史材料来理解过去社会中的一些普通人。我们做历史学研究，要靠材料。但这些市井人物大多数不识字或者没有留下记录。那么他们的历史我们如何去发现呢？这一直都是我们的关怀。

2002年，我在大英图书馆翻阅“班克斯书信” (Banks'Correspondence)时，看到了两封中国人致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爵士(1743-1820)的信。据相关目录，在数以万封致班克斯的信函中，只有这两封是中国人署名的，都发自广州，一封以“Puankhequa”名义发出，他是著名的洋行商人潘有度；另一封署名“Whang Tong”，此人是谁，不太容易有头绪。这封信字迹清晰秀丽，语法略有瑕疵。该目录说“Whang Tong”大约活跃于1770至1796年间，曾在1775年到访伦敦，并与英国的文士和科学家会面，他极有可能在这类场合中见过班克斯。我当时用能够找到的零散的材料，去估计他的生平是怎么样的，写了一篇论文《“Whang Tong”的故事——在域外捡拾普通人的历史》，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3期。“Whang Tong”为什么会去了英国呢？因为他是在18世纪的时候服务于东印度公司一个叫布莱克船长的一个仆人，布莱克船长是在1767年9月到达广州，布莱克船长的故事是“广州贸易”的一个小篇章，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海洋史的一部分。

后来就没有怎么认真研究他了，因为觉得很难再找到与他有关的资料。

2017年，我受到邀请，去美国参加由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学院荣休院长彼得·克瑞教授等人合办的一个以布莱克船长为主题的工作坊。彼得·克瑞教授在清点“橡泉基金会”的图书收藏时，发现了一批20世纪60年代在拍卖会上购得的与布莱克船长有关的手稿。通过参加这次工作坊，我得以细阅这些手稿，从而知道了“Whang Tong”的本名是“黄遏东”，这批手稿为我打开了进一步了解他的窗口。但根据他亲笔署名给班克斯爵士的信函，我估计他也经常以“黄东”自称，所以我在书里也大多以“黄东”称呼他，并以之为书名。

经过10多年的一再“重遇”，手头掌握的材料渐多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该怎样去写他了。我重新梳理整合，让他在中文世界再次登场，于是有了《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这本书。

黄东前后去过英国两次，他可能还以“事仔”或仆人的身份，在位于肯特郡的多塞特郡第三任公爵的诺尔宫室里待过。在留英的日子里，“黄东”这个名字，在英国上流社会和知识界已颇为有名。在18世纪没有什么懂英语的中国人可以咨询的情况下，他成了英国上流社会或文人雅士圈子里的“座上宾”，跟当时好些赫赫有名的英国人打过交道。

只要我们把更多类似的人物纳入视角，就可以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窥见更广阔的世界。如果这些“小人小事”不能让我们写“大历史”，至少有助于丰富我们对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认识，启发我们循另一些途径去捡荒拾遗。

要了解小人物，至少得有些不大不小的人物留下痕迹

深圳特区报：1990年，山西士绅、晚清举人刘大鹏留下的《退想斋日记》摘要点校出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据以写成《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一书，如果没有这本日记，刘大鹏或会湮没无闻。您在研究黄东时是如何克服史料匮乏或者说“不存在”的史料的问题的？您如何看待“小人物”的史料的缺失？

程美宝：小人物如何能在历史上登台亮相呢？也许得先有大人物提携，或至少得与一些不大不小的人物有关。如果没有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留下的信件和布莱克船长留下的手稿，那黄东的事迹几乎不可能被我们看到。

从文献资料的角度看，黄东跟其他广州“事仔”最大的不同，是他留下了至少一封亲笔书写的英文信，还有在英国期间留下了肖像，使我们知道他少年和中年时的样貌，他的英语能力和书法如何。但我们听不到一个黄东自述的故事，而只能从现有文本中推敲他为何这样或那样“留痕”。对于黄东，我写不出完整的故事来。他资料最多出现在1775年那一年。前前后后也没多少资料。

我们还可以用边角史料去建构他们曾经的生活场景。除了服务于洋人的仆人和家厨等，在珠江口还有一群靠给洋船提供服务为生的引水人。这些小人物要与洋人打交道，需要学习语言的工具书和辨别“番鬼”银元的真假。

比如，引水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收取的都是在西班牙银元。1844年出版的《绘像银论秘书》，书面页标榜“妇孺可晓，一见就明”。此书是一本实用小册，图文并茂，教人如何从“鬼头”（银元上的人像）、“鬼字”（字母，标以英语读音），以及“花边”图案的样式来辨别银元的真伪。

珠江口的引水人，以及无数的船家妇，多少都懂得一点英语单词和短句，尽管发音不一定准确，文法也可能错误百出，但已足以让他们跟外国人沟通。他们究竟是如何学习英语的？从黄东的例子可见，广州较早的“英文老师”，很可能是在当地生活的外国人；到了18世纪60—90年代，广州逐渐出现了一些教授英语的本地人，以及学习英语的工具书。现存好几种较早时期在广州出版的英语学习小册，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英语字词的发音，都是用汉字（粤音）标记，再配以中文解释。这类小书至少有《红毛通用番话》《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红毛番话贸易须知》等，不少藏于大英图书馆。无论多么粗糙，这些小册子对这些人还是很有帮助的。这些至今尚存的工具书，以及种种直接和间接的证据，都足以帮我们推敲当时的人是如何学习和运用英语的。

深圳特区报：黄东以一个“事仔”的身份，远赴英国，并作了较长时间的停留。广东、福建的居民历来有出洋的传统，黄东去欧洲的情况在当时普遍吗？

程美宝：广东、福建居民历来有出洋的传统，但主要是下南洋。18世纪时，华人在南洋就有了很深的基础，甚至他们的社区已经相当成熟了，也有很多华人的社会组织等。

但是黄东去的是西洋，华人去西洋，直到18世纪，应该说也不太普遍，都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无论如何不会像下南洋这样普遍。

18世纪甚至更早造访欧洲的中国人，当然不只黄东一人，但他跟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很多去西洋的人的情况又不一样。

我前段时间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晚清与世界”主题研讨会，牛津大学的沈艾娣教授提到了一个叫李自标的山西人，18世纪的时候，去了意大利那不勒斯接受宗教训练。早在17世纪末，南京人沈福宗（或沈复聪）便被传教士带到欧洲，并在牛津大学协助整理中文图书；1702年，福建人黄日升到达罗马和巴黎，协助编撰汉法字典；清初去过欧洲的至少还有山西人樊守义；史景迁也提到过几个跟随传教士到过欧洲的中国人。但这些人都是作为教徒，被传教士带过去的。现在没有证据证明黄东是教徒。

深圳特区报：按照清朝体制，外国商人是不能随便雇用华人佣工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颁布的限制外商的规条中，就有外人不得雇用本地奴婢一项。但从您的书中来看，当时广州和澳门有为数不少的人在为洋人服务。就您的研究来看，雇主和佣工之间的关系如何？

程美宝：根据规定，外国商人不能随便雇佣华人为奴婢或者是仆人的，就算准，也不让他们用沙文（servant）这个词，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肯定是很低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做仆人。如果有任何文字才能的人，大概都愿意去参加科举考试。

尽管他们社会地位低，但不等于是没有尊严的弱者。一些外国人留下的日记和书信里，也能看出他们和仆人的一些相处的情况。有些人对外国人是骗骗哄哄的，有些也是有真心真意的。

我在书里写了这么一个小故事：1833年11月，哈丽雅特·洛举家离开广州和澳门返回美国，带上了他们的中国仆人阿煜。她的叔叔去世后，阿煜还专门去拜祭，哈丽雅特·洛在1834年3月2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阿煜的行为，并对他的关切之情感到安慰，她写道：“我们有点离不开他了，他是那么忠诚。如果他愿意继续为我们服务，我们会觉得很幸运。”其实人与人的相处就是这样。我写这个故事，是想尝试表达主仆之间的这种细腻的感情。

“不知何许人”也许正是搭桥铺路人

深圳特区报：黄东身处的“世”——时间，是乾隆中后期到嘉庆初年，有人说这段时期标志着清朝“由盛转衰”，用西方纪年来说，是18世纪。近二三十年来，史学家有一个“漫长的18世纪”的说法，如何理解这个说法？

程美宝：简单来说，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18世纪在许多方面俱承前启后，好些貌似停滞的现象是17世纪甚至更早的传统的延续，好些细微的变异则是19世纪出现的大变局的铺垫。

我们不妨把“漫长的18世纪”看成一个比喻。黄东在英国时，世界各地包括英国的步伐是很“慢”的——1751年乘马车从伦敦去牛津要花上两天，1828年则是六小时。那时候的英国政府，不一定有一张很清晰的帝国扩张蓝图，但国家对资源的索求，商人对利润的追逐，绅士或准绅士们对博物和东方文化的兴趣，以及三者的结合，成就了英国19世纪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中国在19世纪发生的许多变化，是否如大家已经熟知的近代史论述所说，是由鸦片战争的炮火引起的？我们有没有想过，五口通商、洋务运动、华工出洋、幼童留美，还有哪些推动者？如果鸦片战争前的中国都是“封闭”和“停滞”的，哪里能突然冒出一群乐意冒险或可以胜任的小人物，在新的时代扮演各种角色——在新加坡经商、后被清廷任命为驻新加坡领事的胡璇泽，在广州跟随伯驾学西医的关韬，等等，都是后来载入19世纪史册的人物，但他们的出身和背景，可能跟黄东和仆人、引水人差不多。

19世纪末，张荫桓到了英国，看到黄东的画像，有“不知何许人”之问。这一闪而过的情景，恰恰就是历史失忆的写照。历史到了19世纪的时候，和18世纪相比，完全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19世纪也仿佛把18世纪忘掉了。

张荫桓有没有想过，他19世纪末之所以能出使国外，正是因为在前头的历史中有许多黄东这样的“不知何许人”，为他搭桥铺路呢？

学人简介

程美宝，女，出生于香港，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曾多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文化史，近年致力于探究近代华南的地域文化如何在跨地域的情景中逐渐形成。

主要著作有《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走出地方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编有《太平戏院纪事：院主源詹勋日记选辑（1926—1949）》《平民老倌罗家宝》《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