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修春 崔馨文

明清时期的广东新安县辖今深圳和香港，属近世中国漫长海疆线的重要部分，自唐代便是珠三角地区的交通要塞和军事重镇。山海错峙的地理环境和五方杂处的区域人口催生了该地多样的祠神信仰。这些祠神信仰共同构成了一个寄托群体感情的祠神建筑景观群落。它们作为祠神信仰背景下特殊的文化景观，既是人们信仰的附着体，也是唤起集体记忆和情感的载体。充分了解深圳祠神信仰的历史，正确引导深圳祠神文化的健康发展是当下深圳快速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对深圳祠神信仰的挖掘将有利于凝聚地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大湾区公共文化共享，增强文化自信。

深圳祠神信仰多元化

深圳地区的当地神祇包括伯公、海神祝融、天后、观音、北帝等等。其中，天后信仰和武神信仰作为深圳地区民间信仰的代表，根植于深圳独特的地理背景，在明清时期得到长足的传播与发展，体现出深圳祠神信仰的鲜明特色。

深圳地区的天后信仰与明清时期出使海外的活动不无关系。民间传说明永乐元年（1403年），郑和至赤湾附近海域遭遇大风，受天后神妃庇护。郑和上奏此事，奉旨遣官整理祠庙。永乐八年（1410年），朝廷使者张源出使暹罗，于赤湾修建天妃庙。这些具有官方背景的人物通过建筑修建和信仰祭祀，逐步建构起赤湾天后宫的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景观，国家力量一步又一步加深赤湾天后宫的官方化。天后宫被纳入“正祀”之列，实现国家权力对祭祀合法性的垄断。同时，赤湾天后宫也逐渐走向民众的生活。从明天顺七年（1463年）到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赤湾天后宫历经八次重修。在天后宫的历次重修中，官商合作是主要的形式。地方精英与官方合作，不仅增强了自己乃至家族在这一地域社会的影响力，而且促进了天后信仰的民俗化。天后祭祀催生了集体的庙会活动，庙会活动与当地民俗文化相结合，不断丰富着天后信仰的形象与内涵。

明清时期深圳地区的武神信仰则根植于明代推行的卫所制度。出于稳定边疆的需要，广东沿海的卫所制度与作为其配套政策的军户世袭制和屯田制不断完善，为深圳地区笼罩上浓厚的军事色彩，对本地武神信仰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严峻的海防形势推动了汪鋐、赖恩爵、刘起龙等当地杰出军事人物的大量涌现。这些保家卫国的英雄人物是深圳尚武传统的典型体现和塑造者，并在此后被不断神化，成为深圳地区武神信仰的源泉。武神信仰也进一步促进了尚武建筑景观的修建。除大量城池、军事工事、武官官署等建筑景观外，祠庙大量涌现。祠庙祭祀主体从将军、谋士至普通平民，均为历朝于军事有所建树者，包括忠义祠、汪刘二公祠、侯王庙、谭公庙等，表现着深圳地区悠久的尚武传统和对忠义理念的弘扬。

社会文化传承意义

构建民众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对信仰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的民众而言，祠神往往凭借官方性和灵验性被地方民众广泛信仰。祠神建筑景观为祠神祭祀和民俗活动提供了公共空间。民众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祠神不同的祈求，使得祠神形象从官方信仰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文人墨客步入这一宗教文化景观，与官方、庶民共享祠神信仰。通过对祠神景观进行文学创作，其形象因个人情感的加入而被重新塑造。作为一处融合自然风景和多种文化元素的景观，祠庙为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群体提供了共同的信仰空间，深度参与深圳地区民众祭祀、游玩、集会等日常生活范畴，成为其确立身份意识、构建地方文化认同的场域，对深圳地区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区域认同。深圳地区的民众有着相同的祠神信仰，会在特定时间点、怀着相似的诉求，一起前往祠庙举行特有的祭祀仪式。深圳地区多样化的民间信仰与承载它们的祠庙和祭祀仪式，凝聚了民心，使得拥有共同记忆和精神寄托的深圳民众紧紧团结成一个情感共通的整体，从而实现地方社区内部的整合过程。通过情感和记忆的共通，深圳民众逐步形成一个互相认同彼此身份的共同体，对该地区的认同情感不断加深。

架起中外交流的桥梁。历史时期，深圳的祠神信仰随着华人华侨的迁移而得到扩展，成为东南亚沿海华裔居民普遍信仰的神祇。如今，海外多地华侨华人均信仰深圳地区的祠神，祠神在此时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个代表着家乡与祖国的文化符号。不仅如此，深圳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海的必经之地与始发地之一，独特的位置使其成为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相关祠神仪式对再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促进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团结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在当今深圳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将祠神建筑保护与民间礼俗、宗教仪式等内容相结合，积极促进城市文化记忆传承实属必要。无论是勾勒“赤湾海上丝绸之路文博圈”、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还是与港澳民间组织积极交流合作，都是当前时代背景下运用创新手段复兴传统文化影响力的有力举措。这些文化呈现形式既丰富了深圳地区文化传统的内涵，又体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改造。它们带动了更多社会群体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其中，形成传承当地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记忆的个体自觉，并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

（朱修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崔馨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是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明清时期深圳祠神信仰与地域认同研究”（SZ2021B030）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