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2020-05-14 11:19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裴子野人称“良史之才”，萧纲讥之“了无篇什之美”，沈约为《宋书》以“（裴）松之已后无闻焉”，“文”重于“史”，已蔚为一时风气[1]。萧纲“立身”与“为文”的两歧表述，以“纯文学”眼光视之，似乎最为合拍于“文学自觉”之成说，但后世对于中古文学的批评却多聚焦于此一时段：“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察，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并吞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返，无所取裁。”[2]
南朝后期文学的污名化，自隋唐以降似已为定案，而现代已来所流行的多部文学史持旧说而不疑，也自有推波助澜之效用。虽然，以“淫放”、“轻险”相责，不过儒家诗教之故技，然梁陈文学“渐乖典则”，在为南朝知识人兴趣之焦点自玄学清谈而文学提供佐证之外，亦可探见天人观念变化的痕迹，此一点，学界殊少关注，故于儒家诗教之说，常见其同而不见其异。魏晋学术玄学盛而经学衰，有无本末之说为玄谈核心话题，影响之下，汉儒天人之说遂呈衰势，及释教波澜渐广，天人之说另有新解，儒家两面受敌，颇赖史家崇尚符瑞灾异，存汉儒天人之说于一线：“于时玄者重名理，史人崇灾异，灾异固两汉以来天道说也。玄者以虚无为天道，史家以灾侯为天道以抗之。符瑞之志，各家尚焉。”[3]西晋之际，玄学已一时为盛，但诗文书写，犹存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遗意，时入东晋则有“新自然说”，天人感应影响消歇，然此时诗文言道谈玄，关注天理人事诸“一般问题”，未离“天人之际”之基本框架[4]。降及梁陈则刻画细碎，
[1]参见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第三章《文史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隋书》卷六十七。
[3]蒙文通：《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72～273页。
[4]参见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第四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