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过程中的就业性别差异： 内涵、历史与比较*
2021-10-26 19:01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二战后乃至改革开放后，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大量男性离开家庭进城务工，剩下女性照料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仅依靠原来的农业生产已无法应对贫富差距、消费压力以及子女日益增长的教育开销，女性不得不设法增加其现金收入来源。社会发展带来了用人缺口，这种缺口有相对明确的性别分工。女孩开始被鼓励凭借教育系统改变命运，成为教师、护士、秘书文员等。 [38]（P64-65）教育系统作为融贯了现代化发展对女性的推动力与对女性转变就业观念的吸引力的有效渠道，沟通了女性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改变女性的就业结构和角色定位，但也带来了农村留守儿童等严峻的社会问题[46]。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就业女性形象，并非欧美那样声称要追求独立的精英女性，更多是辛勤劳动、默默无闻、养儿育女的英雄母亲。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发展纵深和儒家家国传统使得中国女性在参与社会化就业的同时仍然能与家庭保持血肉联系而不至于成为飘零的沉溺于自我发展无限可能性幻觉的个体。相反，哈佛大学的女毕业生们恰好提供了精英女性的就业典例[47]（P1-10），她们一旦意愿进入劳动力市场，就有相应的高专业性、高收入岗位，这种在追求就业平权运动中表现疯狂的女性主义者眼中的“乌托邦”式境遇，同样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她们即便站在女性就业金字塔的顶尖，也无法避免在就业职业生涯分布上出现“M”型曲线[48]；她们的工资收入虽在女性群体里傲视群雄，但与同一层次的男性相比依然略逊一筹，构成她们挥之不去的烦恼。事实上，男性的报酬一直高于女性，恐与拥有相同人力资本的男性和女性应该获得相同报酬的理念不符。 [28]（P90）在薪酬之外，她们认为承担生育等家庭责任造成职业生涯中断使她们不能发挥专业所长，专业素养不能获得连贯性积累，对追求极致的个体发展和自我超越的顶层女性精英而言，最为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