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类病毒：人类世的生命同伴与历史主体
作者：阳小莉 2021-10-26 19:24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知识界开始从疫病、灾难、生命政治、国家治理、国家合作等层面展开对疫情的反思。本文旨在对病毒的哲学、文化意涵，和病毒所启示的人与病毒、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态伦理做出初步思考。首先，在病毒与人的身体和伦理关系上，病毒与人处在一种敌人和同伴的辩证关系之中。病毒内在地构成人类，也潜在地威胁着人类。病毒的侵入迫使我们不得不寻求与之共生的可能。其次，近年来愈加频繁爆发的全球疫病具有显著的人类世特征，也即，这种跨物种传播的动物源性病毒是全球生态环境持续遭到人类活动破坏的症候和后果。新冠病毒所引发的全球大流行应该唤起我们对于全球变暖所可能引发的一系列未知疫病的警醒。最后，病毒在哲学、社会和感知层面上形塑了一种新的时间感、历史性和速度感，成为了人类世一个新的历史主体。病毒创造的独特的“病毒时间”和“病毒速度”与人类对时间、历史和速度的感知的交叠和纠缠，从根本上改变了病毒作为一个来自自然的他者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病毒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社会和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病毒开启的时间和速度也必将促使我们反思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物质和力量对我们的整体性反噬。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也提示我们反思我们对可能到来的超级灾难的准备。
另一方面，在保存自身生物体生存的情形下，我们却又不得不将病毒作为我们的敌人来对抗和打击。而这一点也暴露出了本尼特政治生态学理论内部的局限性。因为在她的生机物质理论中，对非人类物质生机力和政治潜能的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是要释放人类对于非人类的爱和价值的肯定，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将具有生机活力的物质认为是好的或值得被爱的。在该书发表两年后的一次访谈中，本尼特特别提到HIV病毒。当面对HIV或新冠这样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病毒时，她说道：“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爱HIV,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爱HIV。它和人类的痛苦太过密切相连。尽管如此，它的生机力仍然值得尊重，比我们直接杀死这个病毒值得更多的尊重。更有效的疗法可以将它的病毒性降低，使得人类和非人类的共生成为可能。”[6]为此，她提及很多具有生机力的物质都可以对抗HIV,比如避孕套、实验器材或者调整人的身体进行性行为的具体方式等。“本尼特这种完全拥抱式的‘生机物质主义’需要我们拥有巨大的感受力和同理心，在判断善恶、好坏、痛苦与快乐之前，我们或许最应该做的是去尊重物本身，去尊重它们的生机力，用尽可能好的办法去维持人与物共生的事实和愿景。”[7]对病毒所怀抱的感受力和共生之感，显然也无法抹除病毒对我们造成的痛苦和死亡。我们在看到生态共生理论令人欣喜一面的同时，也在实际生存中遭遇到无法完全经受伦理检验的困境。
总体而言，不论是莫顿的“内爆整体论”，还是本尼特的“生机物质主义”，都让我们去反思到底是什么构成了我们，非人类物质与生命与我们的关系如何，以及我们应该寻求怎样的一种与非人类共生的方式。我们与病毒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敌对的，又是共生的。正是在这种人类与非人类、人类与病毒的辩证共生关系之中，病毒是我们的非人类敌人，却也在同时，是我们不可分割的同伴。病毒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携带着它们，被它们护佑，同时也被它们威胁。因而，与病毒遭遇，并不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零和博弈，而是寻求相互成就、相互共生的一个物种间的合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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