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多种终结、万隆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
2021-08-30 15:17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对于第三世界而言，万隆精神关乎某种“政治可能性的感觉”（feeling of political possibility）[33]，它具有抵抗帝国殖民霸权和推动民族—人民国际化解放的历史进步性，其在“‘贴近’民众”而“享有一种强大的合法性”[34]的同时，努力缔造一种围绕民族权利、终结殖民及种族主义霸权、以及维护全球和平和实现民族—人民团结友好等新型国际关系的普遍秩序形式。印尼总统芝加诺在万隆会议闭幕式上总结：“（亚非）为那些比我们在表面上的区分更加重要的东西所联合。如，我们为共同厌恶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殖民主义所联合，为共同厌恶种族主义所联合，也为保存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定所联合。”[35]芝加诺的上述发言实际包含了回应亚非国家中对包括苏联共产主义霸权这一潜在的或所谓“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在内的一切殖民主义形式的抵抗要求[36]，这不仅揭示了关于殖民及反殖民的多重认知，也引出亚非第三世界同时克服冷战构造中两种霸权的诉求。除了强调独立自主和不结盟（nonalignment）原则以将自身脱离开大国东西阵营的博弈棋局，出席万隆会议的亚非成员更超逾彼此立场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而建立一种和平共处和团结友爱的新型国际互动关系以置换旧的“互相损害”式[37]的国家间关系，以及通过平等和友好协商原则下新的国际法实践机制解决彼此矛盾与纠纷[38]，而展示出了抵挡冷战分断伺机向第三世界内部蔓延的积极努力。尽管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等亲美国家的代表们在会议上发表了批判共产主义为“新殖民主义”的言论（同时把矛头指向中国），这甚至一度引发在亚非各国关系中引入冷战分断的危险，但是，一种被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称为“亚非人民团结”的力量仍然有力地超越了冷战逻辑：“它粉碎了分裂出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两个世界的一切冲突前沿。”[39]不结盟代表国对“整个世界被分割为两大阵营”后果的警示和新中国总理周恩来阐发求同存异原则的震撼发言等，都回击了美国企图在亚非会议制造分断对立的冷战图谋[40]。无疑，亚非诸国“存在着多样性”，亚非人民“几乎信奉着太阳底下的每一种宗教”，在万隆会议上“我们遭遇几乎每一种政治信念”，但在互相尊重彼此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前提下，亚非诸国致力于建构一种兄弟般的团结政治关系，芝加诺的发言正彰显出万隆国际主义时刻（international moment）的政治深义：“这不是一个互相反对的会议，而是一个兄弟（brotherhood）的会议。……也不是一个集团寻求反对别的集团的会议，而是一个容纳着文明的（enlightened）和宽容的意见的场所，它……使彼此共同存在、共同会面、相互交谈而又不失去任何自身的个别性认同得以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亚非万隆国际主义试图创建的是“一个新亚洲和新非洲”，它们将联合起来共同“引领人类”迈向和平友爱的新世界秩序[41]。
[33]Mark Atwood Lawrence,"The Rise and Fall of Nonalignment", in Robert J. McMahon ed., The Cold War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p.143.
[34][埃]萨米尔·阿明：《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第199页。
[35]George M. Kah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195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6, p.43.
[36]万隆会议上率先提出共产主义霸权问题的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伊拉克，其代表法迪尔·贾马利（Fadhil Jamali）在发言中将传统欧美帝国的殖民主义跟当下的共产主义并称为旧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声言“这种新殖民主义比旧的更致命”。参见"Speech Delivered by His Excellency Dr. Mohammad Fadhil Jamali at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1955年4月18日，转引自李潜虞：《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中国与六次亚非会议（1955-1965）》，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63页。
[37]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51页。
[38]万隆会议期间，如中国和印尼在和平协商基础上共同解决侨民的双重国籍问题、老挝政府和北越达成“万象-河内协定”（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上把“万象-河内协定”称为万隆会议的成果之一），均可视作在国际主义友好合作的新互动机制上协调第三世界相互纠纷、重建国际关系的积极探索，成为实践万隆精神的良好事例。
[39]Richard Wright, The Color Curtain: A Report 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p.142.
[40]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补充发言），1955年4月1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70~182页；"J. Nehru Speech, April22,1955", in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vol. XXVIII,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1984, p.124; John Lamberton Harp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139.
[41]Sukarno Speaks at Bandung,1955", in Jussi Hanhimäki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old Wa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pp.350～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