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视域看郑成功形象的“中华”意识之争
2021-08-30 15:51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国民者，国之干也。使有国民，虽无国而亦国；使无国民，虽有国而亦不国。台湾已矣！自余四百余州，吾宗祖之所庐墓、孙子之所田宅，奋袂而起，吾国民将何以处之。呜呼！其存其亡，事在今日，岂有他哉，自决而已！于是传郑成功既终，迺敢告我国民曰：吾悲台湾，非仅悲台湾，实悲中国；传郑成功，非仅传郑成功，实传我将来无量数之国民。我之所言，止于此语，遂辍笔。[27]
上述引文中出现“国民”12次，作者悲叹中国之“无国民”，当然有所指涉。在作者眼中，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国，只有“臣民”而无“国民”。严格言之，中国历朝也只有“臣民”而无“国民”。与“国民”相近的是种族的夷夏之辨，这是从春秋时代即有的传统思想，但在满清的高压统治及满人身份下，连这种夷夏之辨都不能谈，民族气节乃为之荡然无存。但是，“国民”“国家”（state）或“民族”（nation）的概念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亚洲所带来的概念。[28]东方的日本最能接受这种用国族或种族来定义西方意义下的“国家”，并且日本使用“国家”一词不免均带有日本“忠孝一体”的国体思维。明治维新以后，建立以天皇制为尊的国家，天皇代表国家，毫无疑问，“忠”于天皇即是忠于日本国。至于“孝”，因日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日本人的历代祖先也都效忠过天皇，所以忠于天皇也等于尽到孝于祖先，故在日本这种体制下可称“忠孝一体”，也因日本有“国民＝臣民”这种特殊的国体制度，迥异于西方近代意义下的“国民”。晚清革命派与维新派人物流亡至日本，惊讶于日本竟有如此忠君爱国的“国家”意识，欲如法炮制于中国，特别是革命派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但“鞑虏”是被驱逐了，具有统一意识的“中华”国民观却还遥遥无期。
[27]匪石：《郑成功传》，第87～88页。
[28]参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一章导论，吴叡人译，时报文化，1999年，第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