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的政治取向、困境和分析*
作者：彭国翔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中晚明的阳明学具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本文从政治取向这一角度，将中晚明的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察，深入分析“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这两种不同政治取向的各自涵义及其关系，进而对于阳明学所蕴含的“民众政治主体”观念以及儒家传统的政治理想，从一个现代的角度予以分析和评价。
在“得君行道”的政治取向下，政治主体由“君”和“士”共同承担；在“觉民行道”的政治取向之下，政治主体则无形中转趋于“士”和“民”的结合。不过，中国政治的现实演化告诉我们，由唐宋而明清，是一个君主集权不断强化的过程。在“士”与“君”的“共治天下”已经日益转为“君”的“乾纲独断”这种情况下，“士”与“民”共同作为政治主体而将“君”排除在外，或者说让“君”成为和“士”与“民”一道的政治主体的因素之一，非但不能在现实政治中得到落实，而且这种意识本身即与“君权”构成直接的冲突。就连推尊“君道”的儒家知识人都会觉得这种政治主体意识会“启天下卑君之心”，君主自身会作何感想，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事实上，王龙溪、罗近溪等人一方面身体力行“觉民行道”的路线，另一方面又无法放弃“得君行道”的努力，甚至以太祖六谕作为宣教的典范，都反映了这样一种纠结和困境：在君权绝对笼罩的现实政治结构之下，为了尽可能使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得到些许的落实，这些阳明学者不得不在“君”和“民”之间不断往复。这一现象，正是儒家知识人作为“士”的政治主体身份无从真正安立的表现。既然儒家知识人作为“士”的政治主体都难以真正确立，“民众政治主体”无法从“觉民行道”的思想和实践中真正得以实现出来，只能作为阳明学的一个“逻辑蕴含”而“隐而未发”，恐怕就更不得不是一种历史的宿命了。
五、儒家政治主体为何无法建立以及如何才能实现
那么，无论是“得君行道”所预设的儒家知识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主体，还是阳明学“觉民行道”所可能发展出的“民众政治主体”，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都终究无法真正建立和实现呢?
这其中的症结就在于君主制这一政治制度。事实上，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指出的，阳明学“觉民行道”这一路线的产生，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得君行道”这一路线日益难以实现。随着宰相制度的废除以及君主专制在明代的日益强化，“得君行道”对儒家知识人来说已经完全成为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东西。然而，正如以上分析所显示的，在专制君权的绝对笼罩之下，“觉民行道”充其量只能在伦理道德的领域内推行。由于这一路线所蕴含的“民众政治主体”直接对君权构成威胁，在专制的君主制之下，较之“得君行道”，“觉民行道”作为一种政治取向可以说更难获得发展。就历史的实际来看，在极权君主制下，儒家知识人作为政治主体发挥作用已经举步维艰，屡遭整肃，明末东林党人的境遇就是一例。至于社会大众的政治主体意识觉醒而在社会上稍有举动，就更加会被君主视为政治不安定的因素而必须铲除。可以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之所以最终都无法行得通，关键就是君主制既不容许儒家知识人与其“共治天下”，只允许其作为“治世”的工具，更不允许广大民众作为政治主体而试图自己“当家做主”，或至少是不再盲目地作顺民、当奴才。一句话，正是君主制的独裁本性，致使“士”与“民”都不会被允许成为真正的政治主体。
无论是“得君行道”还是“觉民行道”，都以实现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为共同目标。然而，君主制不仅是儒家的政治主体无法建立和实现的根源，同时也与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在本质上存在着“家天下”和“公天下”的根本对立。有一种世俗的看法，即认为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提供了思想观念上的支持，其实恰恰相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皇帝刘邦在以武力夺取了政权之后向他父亲所说的话，将其“家天下”的心态表露无遗。而如果说君主制的本质就在于“家天下”，那么，儒家的政治理想却是《礼记·礼运》“大同”篇所反映的“公天下”。这种“公天下”的政治社会理想，用孟子的名言来说，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元璋下令罢除孟子在孔庙的陪享，命刘三吾（1313～1400）编定《孟子节文》，特意删除了孟子这段话，正是“家天下”与“公天下”冲突的突出表现。在君主制确立之后的中国历史上，历代真正的儒家知识人无论是通过灾异的告谴，如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还是通过正心诚意的道德劝诫，如大批理学人物，都是要想方设法限制君主的权力。而历代大儒在实际政治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边缘化甚至被扣上“伪学”的帽子，都表明了“公天下”的理念被“家天下”的君主制一再击碎的现实。至于孔子一生在政治上的失意，正可以视为儒家政治社会理想现实际遇的一个缩影。不久之前过世的狄培理（W. T. de Bary）教授，在其《儒学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中曾经指出：“这些儒家经常不得不单枪匹马面对大权在握的统治者，独自应对帝国官僚体系的复杂、僵化或派系内讧。他们越是有良知，就越容易成为烈士，或者更多的时候成为政治空想家。”[1]
总之，只要“家天下”的君主制不消除，儒家“公天下”的政治社会理想永无实现的可能，儒家知识人和社会大众的政治主体身份，自然也终究无法建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儒家的政治主体如何才能建立呢？儒家的政治理想又如何才能实现呢？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民主政治的架构之下，儒家的政治主体才能真正建立，“公天下”的政治与社会理想也才能实现。
如前所述，历史上中国的儒家知识人一直试图限制君权，但苦无良策，并未对君主制本身提出质疑。但是，这种情况在晚清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最先接触到西方代议制度的一批儒家知识人，如王韬（1828～1898）、薛福成（1838～1894）、郑观应（1842～1922）等，不约而同地对其表示欣赏，认为这种制度有助于儒家政治社会理想的实现。被称为保守主义者的钱穆（1895～1990）先生，访问美国之后曾经在给余英时先生的信中称赞美国的政治制度。所有这一类的例子，都表明了民主政治构成儒家政治社会理想的内在要求，儒家知识人接受民主政治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民主政治并不能保证阳明学所蕴含的那种“民众政治主体”立刻能够建立，也不能保证儒家“公天下”的政治与社会理想能够立刻实现。但是，这里的关键在于，虽然民主政治并不能使得像中国这样具有数千年君主制传统的国家的各种问题立刻迎刃而解，甚至在民主政治建立之初，还会一度出现更大的乱局，各个方面的问题甚至会一度恶化而不是改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对一个具有漫长君主极权传统的国家以及根深蒂固“子民”而非“公民”意识的民族来说，很多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民众政治主体”和“公天下”的建立与实现，就将永远是遥遥无期的。辛亥革命迄今中国百年以来的发展历史，似乎已经论证了这一点。
最后我想说的是，民主政治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作为具体的形式架构，民主政治可以而且理当结合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统，发展出各自不同的模式。但作为一种理念和精神，民主政治又必然是以人民自己当家做主以及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为其内容，不必是西方的专属[2]。对于世界上民主政治的各种具体模式来说，这一内容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我相信，在一个民主的政治架构之下，无论是儒家的君子人格，还是儒家“民众政治主体”在阳明学中的蕴含，以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政治社会理想，都会更容易实现。
作者简介：彭国翔，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一浮国际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浙江杭州 310028
[1]W. T. de Bary，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 99. 中译本参见《儒家的困境》，黄水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2]例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即曾发掘印度传统中民主的思想与实践，并从“公议”（public reasoning）的角度来界定民主之为民主。参见其The Argumentative Indian：Writings on Indian History，Culture and Identity，Picado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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