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立”高校体育课的建立和变迁—以北京大学为考察中心
作者：白雪松 章深 2021-08-10 11:25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民国肇始，新成立的教育部希望通过“军国民”式的体育课养成积极捍卫共和的新国民，但多数北大学生对体育课并不积极。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国立高校强制开展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军事体育，这种做法引发了北大学生的不满和反抗。具体考察1936年之前的北大体育课的建立、开展和变迁情况，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北大体育的认知，还有助于我们从体育这一特殊的角度更加立体地理解近代青年精英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
因此，教育部推行军国民主义的意涵并不只在体育，还希望通过体育来强化学生的公民意识，培养支持民主、捍卫共和的新国民。沙培德曾经指出，民族国家的全部逻辑就是以对人民的动员为基础。[13]“军国民”式的体育课，自然承载着民国初年有识之士的动员和塑造新国民的期许。曾有人这样阐述军国民体育在捍卫共和、培养新民之中的作用：“夫欲谋自强，巩共和，要非武力不为功；是共和之国民，非人人有军人之知识，有军人之能力不可。如谓国民知兵气或嚣张致生他故，此在专制时代，人民无国家之思想。今则共和国家，人人负国家之责任，即人人有国家之思想，彼与共和之国少有反抗者，便为社会之公敌，谅略具知识者断不敢怀此等悖谬之主意。”[14]
由于体操在高等学校并不是政府规定的必修课，[15]所以在1912年到1917年之间，北大仅有预科生需要上体育课。预科体育的内容是每周2小时的兵式体操。因为北大并不会惩罚缺席体育课的预科生，也没有把体育课的成绩与升学挂钩，所以预科生对体育课不积极，大家往往按照个人的喜好来决定出席与否。一些学生干脆不去上体育课，即使是出席的同学也较为懒散。而且，出席体育课的学生并不按照要求换上适合兵操训练的操衣，却依旧穿着体现学者身份的长袍大褂。[16]学生不重视体育课，体育教师也“乐得清闲”。当时的体育名师马约翰曾批评道，“某些主要大学”（指北大）的体育教师起床很晚，起床后还未洗漱就跑来给学生上课。此外，有体育教师在课上吸烟，丝毫没有一个教师应有的健康、积极的形象。[17]针对上述情况，北大在1919年专门发布了通知，要求预科一年级生在上体操课的时候必须脱下长袍，穿上操衣，不穿操衣者以旷课论处。体操教员也须认真纪录学生的课上表现，如有懒散者或旷课者均需酌情扣分。[18]
[13]Peter Zarrow,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895-1949, Routledge,2005, p. xvii.
[14][15]《孟锡绶等为北京体育总会请立案呈》，1912年5月；《教育部关于个学校应于体操正科外兼作有益运动训令》，1912年12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第840页；第848页。
[16]王强主编：《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卷十七）》，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17]《马约翰谈体育》，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18]《本校布告》，《北京大学日刊》第369号，191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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