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政治哲学阐幽
2020-05-14 11:19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夷夏问题，以及规模空前的兼并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政治转型、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旧制度（礼乐文明）似乎行将就木，大革命即将摧枯拉朽。《淮南子》道出了其中的秘密、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淮南子·要略》）
可以说，这两段话前一段说的是周初确立的“王道政治”，后一段说的是春秋早期的“霸道秩序”；春秋以来的政治理念和秩序模式庶几无出其外者。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管子》一书既留存了管仲创立霸业时期的思想遗产，也有后来进一步发展出来的、超出“霸道”的思想内容；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认为《管子》所载的思想内容仅仅是“王霸并用”？《淮南子》特别强调“帝道”，屡言“帝王之道”“帝王之事”，推考其渊源，似乎能够追溯到《管子》《庄子》诸书[1]。《管子》语曰：“（黄帝）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管子·地数》）可谓一语中的[2]。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帝”形象就是某种社会意象与政治符号。史册记载的“黄帝”只是上古传说的残迹[3]，儒家宗师孔、孟以及儒家所传的《春秋》（《公》《穀》两传）都绝口不提“黄帝”，热衷于渲染黄帝故事的，反而是道家、法家和阴阳家[4]。司马迁曾说：“百家言黄帝。”[5]似乎黄帝更多见于“诸子百家语”，而不是经传所载[6]。从
[1]例如《管子·任法》：“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炉，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轻重戊》：“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𦝩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民始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凿二十虻，韘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薮，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𢚏，合阴阳，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则当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对曰：‘并用而毋俱尽也。’公曰：‘何谓？’管子对曰：‘帝王之道备矣，不可加也，公其行义而已矣。’”《庄子》出现“帝王之道”的例子详后文。可见，《管》《庄》等书乃是“帝王之道”思想的渊薮。
[2]徐中舒怀疑黄帝传说源于齐地，因为黄帝之传说最早见于《陈侯因齐敦》，即战国齐人邹衍著作。（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册，1933年）
[3]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左传·昭公十七年》《国语·鲁语上》《国语·晋语四》以及《逸周书·尝麦解》。
[4]吴光说：“战国中期以后，诸子百家几乎都言黄帝。道家如《庄子》、《鹖冠子》、《吕氏春秋》，法家如《商君书》、《韩非子》，儒家如《尸子》、《荀子》，兵家如《孙子》、《尉缭子》，阴阳家如邹衍等，都或多或少地记载着黄帝治国之言或黄帝征伐之事。”（吴光：《黄老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
[5]《史记·五帝本纪》：“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6]这并不是说，《春秋》（史册）中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实际上《左氏春秋》和《国语》都记载了黄帝传说。儒家所传的文献《五帝德》《帝系姓》两篇，亦载黄帝，何以司马迁说“儒者或不传”？顾颉刚指出，《五帝德》《帝系姓》两篇，以及《史记·五帝本纪》，“都从神话中汰濯而来。”（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