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政治哲学阐幽
2020-05-14 11:19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民族融合角度看，出现于思想世界的远古圣王（历史记忆和想象结合在一起）折射了民族融合的思想史，至于围绕着他们的传说有多少“历史性”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当别论。一般而言，时代更为悠远的圣王更有成为各民族“共祖”的优势。例如：尧、舜、禹要比殷祖契、周祖稷更具广泛的整合力与号召力。契、稷只是诸夏民族的宗神，尧、舜、禹是却被华夏和四夷民族共同认同的始祖，也是夷狄认同华夏文化的重要符号载体。从这个意义上看，“黄帝”（以及炎帝）的“覆盖面”“适用性”更为普遍、更为广泛，传说—历史谱系中的“辈分”也更高[1]。总之，“黄帝”（作为一个政治文化之符号）能够打破地域、民族的藩篱，使原本以邻为壑的不同种族、文化得以整合，抟聚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那么，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中期以降的“黄帝”形象，恰好体现了维系共同的政治、文化与精神信仰的历史诉求，反映了向往“天下归一”“大一统”的政治要求[2]。黄老政治哲学尤其重视的“一”“执一”也包含了“天下归一”的政治意义[3]。“黄帝”出现于思想史，正是因应了时代精神，黄老政治哲学推波助澜，以“黄帝”为号召，于其时流行的王道、霸道之外寻求新突破，“帝道”于是乎应运而生。顾颉刚曾说，古史上以黄帝为主角、为中心的一统世系成熟于战国时期，而且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的黄帝形象确与道家黄老思想的流行有关[4]。顾颉刚还说，古之“帝”“天”互文，而战国年间的兴起的“帝制运动”，乃是“王”升级为“帝”的结果[5]。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陈侯因齐敦》标榜黄帝，旨在为“田陈纂齐”张目，其曰：
陈侯因齐曰：皇考孝武桓公（陈侯午）恭哉，大谟克成。其唯因齐，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6]
齐国稷下学宫广纳贤士，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而“位列上卿”，其中大部分都有黄老学思想背景。这表明黄老学思想与时代、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十分积极，同时古代政治的发展与转型亦需某种思想形式予以表达，并开辟草莽。政治转型、制度更张和思想突破之间的关系如此。这也许就是黄帝形象、黄帝话语蕴含着政治哲学意味的重要原因吧。
（二）《庄子》《管子》诸书颇载“帝王之道”“帝道”，值得注意[7]。《庄子》出现“帝”字达70余次，其言“帝道”“帝王之德”甚蕃。从这些语词出现于其中的语境考察，它们似乎建构某种不拘于俗、超出现实政治的政治合理性，以及另辟蹊径，别构种种“祖述尧舜”（儒家政治传统）之外的圣王谱系。《庄子·应帝王》篇的思想主旨是什么？郭象解题《应帝王》说：“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可谓得之。就是说，《应帝王》篇关切的问题在于政治，确切地说是超然于秩
[1]《庄子·盗跖》语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2]实际上，古史传说中的蚩尤臣服于黄帝的故事，银雀山《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的记叙，都表明了“黄帝”是战无不胜、天下归一的象征符号。
[3]郑开：《试论黄老文献中的“一”》，《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4]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26～127页；第224～225页。
[5]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176～177页。
[6]兹依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中的释文，其中“铭文古字或假借字已改为今文。”（《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5页）
[7]详见郑开：《〈庄子〉浑沌话语：哲学叙事与政治隐喻》（《道家文化研究》第29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及前揭《黄老的帝道：王霸之外的新思维》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