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膜：社会风险预防中的膜技术研究
作者：阎耀军 田 慧 2019-12-03 15:36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膜分离与传统的网过滤不同。它作为一种具有选择性分离功能的技术，可以根据主体的需要，选择对分离对象进行不同组分的分离、纯化、浓缩等过程进行膜分离。膜的种类和膜分离的方式多种多样。膜科学与技术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如今已被广泛应用于气体分离、物料分离和水处理等自然界的各个领域并发挥举足轻重作用。与此同时，膜科学与技术中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思路、新发现等也给予社会科学尤其是安全风险管理领域颇多重要启发。本文为膜科学技术的应用提出一个新交叉点，将其理论及方法与社会安全风险管理相结合，提出“社会膜”概念，希望能够借鉴自然科学中的膜科学与技术，构建完善的社会安全风险管理的膜系统，为我国社会稳定风险的预防和规避提供新的思路、新的原理和新的方法。
对于物化现象的膜处理技术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为在社会风险管理领域，历来存在着有形风险（亦称物化风险）和无形风险（亦称非物化风险）两个层面：对于前者，一道长城及其关隘可以经纬分明地使得国人与外敌（有形风险）处于“膜分离”状态；而对于后者，如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组织风险等等这些无形的风险，人类至今尚没有制造出一种科学有效的物化的膜处理设备。
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朝的“文字狱”，不仅未能实现统治者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所期望的“膜分离”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呈现出“禁锢思想，愚化民众”“激发风险”的负面功能。结果是秦二世而亡，汉被曹魏所灭，清亦最终走向覆亡。从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至今尚没有找到或制造出一种能够对无形的、非物化风险进行膜分离的科学工具。至于统治者所颁布的一系列为抵御非物化风险的律法禁令，仅仅是一种主观构建，对此只能戏称为“脑膜”而已，从科学技术角度讲，还不能说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物化的膜分离工具。
由此可见，这种仅仅存在于统治者大脑中或法规禁令中的“隔离风险”的愿望，是不能确保“膜分离”的正向功能的，换言之就是不靠谱，即便“脑膜”发达如诸葛孔明者也概莫能外。例如史书记载孔明曾专为用人风险而制定了“识人七法”：“一曰，间之以是非以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以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以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以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以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观其信。”1应该说这七项识人指标业已构成一个相当完备的“脑膜”，理应能够排除用人风险，但是最终为什么会错用马谡而贻笑大方呢？至于前苏共为纯洁布尔什维克而进行的“大清洗”，以及我党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肃反”，又使得多少好人蒙受不白之冤！我们的社会在对待这些抽象的、非物化的社会风险上，绝不能够再停留在这种随意性极大、误差性极大，靠拍脑袋识别风险的“脑膜”基础上了。
然而，对于非物化风险的膜分离又不能够像对待物化风险那样进行仿生性的、简单化的物理式移植，怎么办？规避无形社会风险的强烈需求，必然呼唤膜技术由自然领域向社会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应运而生一种可以科学严谨地进行规范操作的物化的膜技术工具，以应对非物化社会风险的侵袭。
令人欣慰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条件。例如，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虚拟仿真技术、大数据挖掘技术、系统动态分析技术等，尤其是虚拟仿真技术中的Agent仿真以及ABM仿真等技术，可以通过虚拟变量的输入，对在计算机中建立的人工社会进行虚拟推演，从中观察系统的各种涌现结果，并通过反复试验，矫正和优化政策，从而排除或降低社会风险。在此，为了使非专业读者对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了解，我们不妨以Agent仿真技术为例，对其支撑社会膜构建的作用做一简介。
在仿真系统中的Agent可以理解为“智能体”“代理人”“主体”等意思。Agent是指在一定环境下能够独立自主地运行，作用于自身环境也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并能不断从环境中获取知识以提高自身能力，且将推理和知识表示相结合的智能实体，具有自治性、反应性、自适应性、可通信性以及自学习性等特点。基于Agent的建模仿真是利用Agent思想对复杂系统中各个仿真实体构建模型，通过对Agent及其相互之间（包括环境）的行为进行描述和刻画，以获得复杂系统的宏观涌现行为。Agent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对复杂系统的自然描述能力，通过各个Agent之间的互动演化而获得传统研究方法难以得到的“涌
1.张连科、管淑珍校注：《诸葛亮集校注》卷3《将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