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期静态与结构动态看中国经济转型
作者：李 宁 唐 杰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的工作方向，对周期性和结构性等问题做了深刻论述。
[摘 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的工作方向，对周期性和结构性等问题做了深刻论述。本文重点研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这些问题，首先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反驳了中国经济会陷入更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观点；发现中国的储蓄率主要受收入的影响，储蓄率下降是规律。再用经济学理论分析了转型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证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储蓄率 经济转型 短期静态 结构动态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575（2019）03-0039-08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中央提出的“五个坚持”和“六个稳”的要求，为今年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后，经济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累积的深层次问题的释放，都使得新时期经济发展面临比以往更大的挑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自2010年开始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换档期，换档期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步骤，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图1表明，当经济增速落入6%～7%区间时，就业率增长已经趋于0，这既标志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更高劳动生产率的质量型转变，也构成了短期经济增长亟待解决稳就业的困难。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发展的质和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属于赶超型经济和转型经济特有的问题，国际上可借鉴的经验有限，需要中国创造性解决。转型中遇到的新问题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全国各省市投资率普遍较高，平均投资额达到GDP的70%。显然，只有降低投资率才能真正提升投资质量。但在经济换档期，调降投资率会引发当年投资增长率以及短期经济增长下滑。此外，2012年至2017年，中国居民储蓄率明显下滑，短短5年时间下滑近半，企业的储蓄也大幅下滑，国民经济储蓄率综合下降五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的消费增长却很缓慢。除此之外，中美贸易冲突中的利率平价与汇率稳定、脆弱的房地产市场与金融体系、焦虑惶恐中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治理、出走的跨国公司和中国的产业升级、传统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等问题都亟待解决。
面对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新问题、长期和短期、周期和结构问题做深刻分析。
一、周期与结构因素：基于长期及国际比较的视角
（一）中国与其他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路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被国际上称为“超高速增长”，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已达到1978年体量的12倍以上，2010年以来进入换档期，经济增速降至6%～7%区间，仍处于国际前列水平。目前，中国高速增长的趋势能不能持续，引起了各界密切关注和热烈讨论。与亚洲四小龙比起来，中国经济的增速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中国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大致可以归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加大投资支出以及国际贸易等因素。日本1950年到1973年之间的GDP增速大约为10.4%，这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增速相同，但1973年日本的增速降为5%，自此之后再没能超过6%。韩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在经济增速保持了25年左右的高水平后突然下降，尽管后来韩国的GDP增速高于日本，但也没摆脱增速骤然下降的命运，台湾等地区也与之相似。中国以及其它赶超型经济体维持高速增长都有共同点，如政府、外资、私企各部门在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投入都很高，汇率维持较低水平，一系列政策有利于出口；不同点是，各经济体有自己独特的体制和商业组织形式，在与外国商业和投资的合作上也有所不同。
对这些经济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以美国加州大学的巴里·诺顿教授为代表。他们认为，这些赶超型国家的经历可以套用到中国。在这些经济体由高速增长突然降速时，都伴随着外部因素导致的短期危机，比如，日本在1970年前后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则是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短期的外部冲击并不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完结的真正原因，这只是一种巧合。他们只是发现，当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有所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也会骤然下降，但找不出下降的原因。他们认为，与其他赶超型经济体一样，外部因素只是导致中国高速增长阶段终结的部分原因，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变化，使得企业的成本增加，经济在短期内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这才是中国经济由“超高速增长”阶段到“适度增长”模式平稳转变困难的重要原因。第二种观点以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为代表，认为结构性问题总体上被夸大。虽然日本在1973年经济增速的骤然大幅下滑令人费解，但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实现了经济增速的平稳过渡，而且这两个地区在经济增长下滑的同时，人均收入在向日本靠拢。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新的成本条件正在形成，中国的投资效率和需求条件变化并不是很大，而且在两个阶段的衔接上，中国比日本有优势，因为中国的规模比日本大，结构更具多样化[1]。我们更认同第二种观点，中国政府也在致力于克服经济动态调整中的阻力，推进持续的经济改革，避免陷入日本的情形。
（二）中美等国潜在增长率、经济周期及储蓄率的比较
刘世锦发现，二战之后完成工业化的13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出现30%~40%的下降，从此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2]。按相同口径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如果此前多国的经验可以应用到中国，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的下滑，表明中国经济很可能正经历着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从图2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具有鲜明的周期特征及显著的阶段性增长趋势：（1）中国经济存在8年-10年的周期特征，周期下行对潜在增长率偏离约为70%，而且统计检验显著；（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潜在增长率改变，均值自5.6%提高至9.6%；（3）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换档期，经济增速降至6%～7%区间；（4）6%～7%是否构成新的潜在增长率仍待观察。近期也有一些文献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做了分析或预测，比如林建浩和王美今发现增速换挡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外部负向需求冲击长期化二者叠加的结果[3]。王少平和杨洋发现中国GDP长期趋势呈现出结构性下移，其平均增幅从2001年～2009年的9.88%，下降到2010年～2014年的7.85%[4]。这一结果揭示了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源头，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计量证据。我们可以看到，在2010年之前，经济增速基本上都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当偏离均值70%时几乎都会迅速反弹，但经济增速自2010年开始下滑，至今没有反弹，如果新的潜在增长率变化为7%左右，经济增速就有继续下滑并探底反弹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前面临的问题既有周期波动，也有潜在增长率的阶段性变化，对经济问题的分析要同时考虑结构变化和周期调整。
美国的情况从图3我们可以发现：（1）美国也存在8到10年的经济周期，经济调整迅速，周期下行对潜在增长率偏离约为50%，高于我国的偏离度，统计检验显著；（2）与中国不同的是，近60年来，美国长期增长只存在潜在增长率漂移，不存在赶超加速和在长期增长率不变时的阶段性差异，结构调整蕴含于周期调整之中；（3）与中国一样，美国宏观经济也有典型的逆周期特点，尤其是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而大量增加货币投放。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还伴随着储蓄率的下滑。中国内外部失衡的核心问题是国民储蓄率过高，这些高额储蓄用于国内，则可以为投资融资，也带来了投资率过高的问题；如果高额储蓄流向国外，则导致大规模的外部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缓慢上升期（1978年～1994年）、调整回落期（1995年～1999年）、快速上扬期（2000年～2010年）、持续下降期（2011年至今）。近20年国民储蓄年均增速在14%以上，并且与GDP增速保持同步变化，显示了二者高度相关。我们要注意到，在201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峰值51.2%，随后开始回落。对储蓄率的下降，我们可以至少从两个角度解释。首先，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变化是储蓄率变化的根本原因。根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居民会平滑消费水平。因此，储蓄率与当期收入与预期的永久收入水平之差呈正相关。世界银行的研究也表明，储蓄率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负相关，人均GDP越高，储蓄率水平越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储蓄率下降或将成为长期趋
[1]巴里·诺顿：《中国：调整以适应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张军：《中国经济再廿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37页。
[2]刘世锦：《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博源基金会：《中国未来十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4～15页。
[3]林建浩、王美今：《新常态下经济波动的强度与驱动因素识别研究》，《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
[4]王少平、杨洋：《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经济新常态的数量描述》，《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