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地缘政治和20世纪国际主义看当代的“一带一路”
作者：李智星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罗斯地缘战略学家杜金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一场占取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空间的战略行动，并称中国为“羞涩的霸权”。
念的频繁出现：贸易、条约、边界、主权、殖民、工业、金融、城市化、民族—国家”[1]，它涉及现代性一系列基本的历史范畴与命题。而在中国的陆海边疆陆续涌现的各对外通商口岸、商埠与殖民地，便是中国被卷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卷入“海洋时代”的重要标志。海洋权力对中国的冲击自东南海疆发轫，它重塑了传统中华帝国的边患政治结构，李鸿章称此为“变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靡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这导致了关于陆海边疆的传统帝国经略面对近现代西方权力支配下的海洋化时代的威胁，而被迫置于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与世界秩序变动的历史视野之中。这一历史变局不但挑战了中国原本基于帝国朝贡文明体系的世界治理观念与构造，也逼迫中国士人在如何回应和抵抗海洋秩序威胁的难题面前，思考重构中国传统的帝国边疆经略知识和帝国朝贡体系的内部复杂联系。
二、对19世纪海洋时代的回应：龚自珍及魏源
早在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持续攀升的19世纪初期，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等少数有识之士就已对西北内陆边疆面临周边与世界地理政治局势变动的背景下所突显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投以重视。龚自珍的西北筹划之异于旧有的边疆经略论，根本在于其所回应的是海洋时代的问题，即如汪晖所说，“它是面临海疆、背靠西北的构想”“它的出现与新的历史变动、特别是沿海的压力有着密切的关系”[3]，这就是远方的“海”何以从一开始就型塑着龚自珍西北论述的基本视域的原因[4]。在海洋时代环绕下近代中国所遭逢的是一种新的历史地理问题意识。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书于1821年（道光元年），但在撰写该议期间，龚自珍同时撰写了《东南罢番舶议》（已佚）[5]，后又投书于林则徐，为其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极言战守之策”[6]。龚自珍经略西北的视界表现出与沿海边防的联系，内陆边疆和沿海边疆被置于一种相互勾连起来的问题视野之中，所共同回应的仍是来自于海洋所提出的权力挑战。同是出于应对海上压力，龚自珍西北规划却与退却派观点相反，主张向西北扩张进取，其出发点可与多年后梁启超面对沿海边患、提出开发西北腹地的丰富资源以济国力的筹划相对照：“今日东南诸省，盖不救矣。沿海膏腴，群虎竞噬，一有兵事，则江浙闽粤，首当其冲，不及五载，悉为台湾……惟西北腹地，远距海岸，彝迹尚罕，地利未辟，涎割稍迟，而矿脉之盛，物产之饶，随举一省，皆可自立。……他日中国一旅之兴，必在是矣。”[7]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所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一个例证。
根据龚自珍的设想，帝国通过在西域置行省，将实施于中原汉地的郡县制施加于治理西部边疆，同时移民实边、开发西部[8]，借此加强对西北地域的管治，加强对西北内陆的财税、资源、民力等的
[1]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2部），三联书店，2004年，第610页。
[2]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奏议六》第6册，顾廷龙、戴逸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3]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2部），第605、606页。
[4]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定庵全集类编》，夏田蓝编，中国书店，1991年，第164页，第165页，第164页。
[5]6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03~604页，第622页。
[6]7梁启超：《复刘古愚山长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8]3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定庵全集类编》，夏田蓝编，中国书店，1991年，第164页，第165页，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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