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地缘政治和20世纪国际主义看当代的“一带一路”
作者：李智星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罗斯地缘战略学家杜金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一场占取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空间的战略行动，并称中国为“羞涩的霸权”。
其对陆地权力关系的重构是处于由海洋与陆地的世界历史互动而形成的视域之中的。海洋时代开拓的经济侵略与殖民剥削事业，使西方资本主义驶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并于19世纪中期全面到达帝国主义阶段，继而展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围绕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以此，欧洲赢得了凌驾于亚洲的优势，“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主要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1]。如果说15、16世纪时期凸显的土耳其帝国是隔开西方与东方的陆上屏障，那么19世纪的土耳其帝国则已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强烈冲击东方秩序的前沿，从而产生所谓“东方问题”。作为被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所宰割的“西亚病夫”，土耳其帝国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解，中东地区陷入帝国瓦解后的“权力真空”以及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这为西方大国围绕该地区展开霸权干涉、控制、争夺提供了条件。中东地缘政治的破碎与混乱延续至今，像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自土耳其帝国解体后始终缺乏一个政治上的“凝聚核心”，是致使该地区无法重建区域秩序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2]。在陆地与海洋的复杂历史互动与冲突的背景中，一个昔日地跨欧亚非的大陆帝国版图走向碎裂与海洋时代下资本主义西方的全球霸权扩张具有历史上的连带关系，这就从反面衬托魏源谋求牵连大陆地理政治权力以制海权的战略依据。
龚自珍和魏源所处的历史时刻，正是传统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海洋格局冲击的开始，一系列新的历史问题和任务的提出，迫使传统中国建立新的框架来理解和重塑自身及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历史时刻的内部既涉及中国的近代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观念的诞生，也涉及对新的近现代性历史概念与命题的接受，乃至于整个中国现代转换的起始。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一始于19世纪的历史转型直至20世纪中期伴随一个“新中国”的创生方才初定大局，但在此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起初由龚自珍、魏源那一代传统中国士人初启的现代性问题意识，早已伴随19～20世纪不断更新的中国观和世界观视野而变得更加复杂。
三、20世纪新政治视野下的陆海边疆
置身于19世纪初以来海洋化时代的历史氛围下，陆地被相应勾勒出新的世界政治地理面向，这一转变内在于陆海权力互动与博弈的世界运动过程；与此同时，伴随历史的复杂发展脉络，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权力逻辑支配下的海洋霸权，世界也逐步涌动起另一股更强烈的回应与抵抗的潮流，后者产生了超越海洋时代的全球权力构造、重组世界陆海关系结构的历史运动。这一股历史运动是在“革命”这一新的政治视域下指向不同的世界秩序想象的。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英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对东亚、对晚清中国的殖民权力联系，那么，在英国的大炮和鸦片输入的沉重打击下所激发起来的中国革命，不但将会搅动一个旧中国，而且还将冲撞全球的殖民体系，并最终形成从中国的革命波及欧洲的革命、世界的革命的历史传导效应：“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所汇合成的“一个强大的革命”在马克思眼中就是倒逼未来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外部激发点。由于革命中国的冲击性率先将旧世界的欧洲全球秩序打开一个关键的危机性缺口、引发和加速欧洲旧世界体系的崩溃，并反映到欧洲自身内部而激起欧洲的革命，因而欧洲革命的爆发将“取决于”中国的革命事件[3]。然而，事实上，欧洲作为全球殖民体系的中心，其致力于维护旧秩序的压迫者们的力量也更为集中和巩固，革命最后实际在全球体系
[1]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4~65页。
[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3]佩里·安德森：《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它是法吗？》，《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章永乐、魏磊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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