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地缘政治和20世纪国际主义看当代的“一带一路”
作者：李智星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罗斯地缘战略学家杜金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一场占取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空间的战略行动，并称中国为“羞涩的霸权”。
控制与汲取，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帝国实力（“损西益中”），支撑其对沿海压力的抵御，另一方面也利于遏制俄罗斯人对新疆的觊觎，以防将来东、西边腹背受敌的局面。面对后来英俄干涉内陆边疆日剧之势，晚清更生“将满蒙藏一律改为行省，以杜外人之觊觎”的筹边之议[1]。这些强化帝国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驭和明确边疆归属的谋划，与其时在传统的多族群帝国框架内寻求“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型，寻求向支配性、整合性的统一主权和内外结构确切的现代国家体制之转型相叠合。在跟西方19世纪现代国家体系发生的历史碰撞中，内陆边疆也被置于一个不同于传统帝国藩属制度下的位置来加以重整，并呈现出新的地理政治轮廓。传统的帝国治理秩序跟海洋秩序及其所提出的一系列历史质询的张力规定了晚清的经世论背景。
内在于龚自珍的西北内陆筹划与海洋视野之间的互动，龚自珍也进一步提及通过西部边疆连接“西海”的可能性[2]。这一从远距东南沿海的另一面的内陆重新绕回和接通海洋的地缘政治想法实际在龚自珍的挚友魏源那里得到了深入的拓展，他以向西联系亚洲陆地作为连接与印度洋（即“西海”）关系的基础，并进而利用大陆腹地的复杂纵深寻求牵制印度洋、转而对海洋施加迂回反制的路径，“大陆是抗拒海洋压力的腹地，也是迂回包抄海洋势力的通道”[3]。魏源进而着手规划一幅重新组织陆地内在多种地缘战略力量的图景。
与龚自珍一样，海洋也框定了魏源大陆经略的基本视线，“海国”（大海中之国）成为其重新整理世界政治关系与历史地理运动的出发点。魏源对加强西域治理的强调联系于西域通向亚洲内陆诸战略要地的地理枢纽意义，透过帝国西北部而向亚洲大陆中部、南部、西部乃至欧洲等延伸，魏源主张在广阔大陆的基地上跨越多个不同国家、文明而将它们组建到彼此联结、牵绊的战略关系结构中，以联络陆权而牵住印度洋、进而掣肘海权（“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这是魏源何以将西域新疆放在与印度洋的地理联系中进行看待的原因。魏源对古代东西方帝国史的重述以及对展开于传统帝国朝贡体系内部的欧亚军事、贸易、文化、地理等复杂历史联系的重新解释[4]，都服务于他在大陆上及陆海间施展合纵连横的战略考量。不同于传统古代帝国的西北和内亚经略所回应的是草原游牧民族力量的侵袭，魏源聚焦于内亚的地理政治空间，意图却指向印度洋等，开始介入的是新的全球海权格局和列国体系，传统经营内亚的帝国历史经验以此被置换到新的战略运用视野中。在魏源开拓陆地秩序纵深的构想里，他实际在更大的地理连贯范围内看待陆地，其《国地总论·释五大洲》一篇借佛典的四大洲论述和《说文》“水中可居曰洲”，视亚洲、欧洲、非洲为连为一体的一洲，这一对欧亚非大陆结构的整体性把握联系于对陆权的战略布局，一旦从亚洲、欧洲连绵至非洲，陆地也就自然形成对海洋的反向包围之势，首先是包围扼住了印度洋。
如果说，哥伦布航海事业的开始是以亚欧陆上土耳其帝国力量的强劲崛起为历史地理前因，那么，伴随前者所开启的全球海洋权力的发展则反过来构成在亚欧陆地上重新进行战略筹划的背景，对于晚清的帝国经略来说，这一立足于亚欧大陆的重新规划，凸出了“西域”（新疆）和“西海”（印度洋）两端的地缘重要性。就此而论，魏源的经世构想与哥伦布远航之间的确可以说仍存在着历史的相连续，
[1]《西藏改建行省议》，《民生日报》，民国元年九月二十日，第3页。
[2]4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2部），第649页。
[3]5如对古罗马帝国史的重述，参见魏源：《大西洋各国总沿革》，《海国图志》卷三十七，陈华、常绍温、黄庆云、张廷茂、陈文源校释，岳麓书社，1998年，第1112页；又如基于联合廓尔喀（今尼泊尔）对抗英人的战略意图而重建与廓尔喀宗藩关系史，可参见魏源：《五印度总述上》，《海国图志》卷十九，第671~672页。魏源还著有95卷的《元史新编》，重构元帝国史叙述。其《圣武记》对清帝国征服内陆远疆的颂扬，背后也基于对帝国地理版图的战略再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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