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地缘政治和20世纪国际主义看当代的“一带一路”
作者：李智星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罗斯地缘战略学家杜金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一场占取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空间的战略行动，并称中国为“羞涩的霸权”。
其重新回应、吸取、扬弃和塑造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伴随此新的政治创造，20世纪不但以平等和民主代替帝国主义霸权关系，也以友好和互助团结代替分断化和敌对化的全球冷战两极体制乃至“互相损害”的旧的民族国家间竞争体制，因此，20世纪对海洋权力的应对，才真正形成一种与上文所述的19世纪的反抗形式相区别的反抗实践，即20世纪的反抗包含着对围绕民族—国家的领土及政治主权、国力较量和地缘政治层面展开的世界竞争与联合等全球史实践的超越，而展开一种以克服霸权和实现普遍平等与团结为目标的国际主义政治运动。也就是说，以延续自19世纪应对海洋复杂冲击的历史范式解释20世纪的反抗与创造是完全不足够的。
正是伴随这样一种新世界政治框架，20世纪范畴中的新中国重新展开了改变世界东/西、南/北关系的可能性，也重新展开着世界在陆地和海洋上的相互关联方式。以1949年建国为标志，革命中国在实现民族民主解放的斗争中大体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同时翻转了自身在全球殖民体系的位置，继而为改造全球体系本身不断提供能量。在经历短暂的“一边倒”外交阶段后，新中国于50年代中期开始创造性运用国际统一战线的方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包括对资本主义阵营的不同国家采取灵活的外交态度。首先，面对西欧和日本等绕过冷战分断寻求发展对华贸易联系的诉求，新中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密切开展了与西欧、日本等半官方的或民间的经贸往来，这些交往最终在多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时代臻于成熟[1]。这一历史因素决定了中共在解放全国背景下何以要保留香港原状，“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2]。然而，此时与世界建立的贸易关系已不同于旧中国，它是在一种新提出的以促进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为原则的国际关系中加以推进的，这就意味着改变了香港这一海疆殖民地在世界东西方关系中的历史地理意义，即从19世纪海洋时代的全球殖民贸易体系在东亚布置的一个据点，转化为沟通东西方新的和平共处、平等互利联系的沿海枢纽之一。这带动了对海洋贸易关系的一种重造。相比于商业上的交往连带，与欧洲、日本等共同面对着同一霸权压力这一政治处境，则构成了与之共建联合的统一战线关系的更重要基础。通过与世界资本主义集团内不满于美国霸权的其他国家组成联盟以制衡美国，这延续了《海国图志》“以夷制夷”的方略，但与此同时，将日本、欧洲试图纳入到一个具有国际主义“兄弟关系”性质的团结政治中，更构成为这种统一联合的进步意义：“日本完全独立起来，和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愿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人们，建立友好关系，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互相往来，建立兄弟关系”[3]。对于广大的亚非地区，新中国也于50年代中期鼓励确立相互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的政策，并明确主张经济贸易应以促进各国的独立发展、平等互助为准则，“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4]。而在支援第三世界解放和自主发展的国际主义义务推动下，新中
[1]参见张丽雅：《官僚机构、商业事务和冒险行为：冷战初期的中欧贸易关系（1952～1957）》；罗勃特·皮卢兹（Roberto Peruzzi）：《英国与中国的金融关系（1949～1974）》，姚远梅译；安吉拉·罗曼诺（Angelo Romano）：《承认之前：法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陈波译。以上分别载于《冷战国际史研究19/20》，李丹慧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47~69页；第71~93页；第95~118页。法国与新中国在贸易、文化、政治往来上最为深广，并促成中法1964年建交。关于中法关系，参见毛泽东：《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964年1月3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0~371页；关于中法贸易的发展程度，参见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
[2]毛泽东：《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963年8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6页。
[3]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内部文献，第139~140页。
[4]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主要发言及补充发言），1955年4月1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