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地缘政治和20世纪国际主义看当代的“一带一路”
作者：李智星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罗斯地缘战略学家杜金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一场占取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空间的战略行动，并称中国为“羞涩的霸权”。
国无私帮助亚非国家与人民修建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也具有了新的世界秩序指向。如果说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殖民秩序中，铁路的跨国铺展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千丝万缕的密网”，是“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1]，那么，兴建并完工于70年代的坦赞铁路却完全转变了铁路的世界史意义，铁路的筑造所连接起来的不再是一种等级差序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与霸权主义相反对的、基于平等互助团结的国际主义关系。同样，始建于1968年的中巴公路作为中国支援亚洲国家的援建公路，也具有与坦赞铁路相同的世界政治意义[2]。中巴公路起始于新疆喀什而到达巴基斯坦，是一条把中国传统的“西域”地带与亚洲内陆腹地相连接的线路，但也同时是一条将中国的内陆边疆枢纽引入新的世界关联框架中的线路，使边疆成为一种连通与周边、与亚洲、与世界的新的国际主义秩序与道义关系的地带。事实上，伴随20世纪新中国革命政治图景的打开，内陆边疆在被组织到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也被组织到一种有别于19世纪的国家结构与政治社会结构里，普遍的阶级政治与人民民主政治的锻造反映于民族关系上，即体现为诸少数民族和汉族被纳入于各民族平等与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内陆边疆从而也被接入于与内地的新的政治连带，而中巴公路将内陆边疆带向亚洲内部的延伸，则是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人民团结”的国际主义想象共同体下，将这种新的政治连带性推向跨越国界的向外延展。
国际主义的团结政治既关乎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运用，也指向新的世界秩序想象，透过这一新秩序的开展，新中国的沿海边疆（如香港）和内陆边疆（如喀什）也得以被重新置入于另一种世界普遍联系之内，即超越了作为19世纪全球体系下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的连接点，或者是在现实的地缘政治上具有战略竞争意义的地理枢纽点，而成了互联互通世界内部关系的节点，它们分别联系和带动着海洋和陆地进入新的世界关联视域里，从而引出一幅重新勾联陆海政治地理关系的世界秩序构图。伴随在20世纪历史创造下被重塑了的海洋视野的展开，陆地和海洋的政治地理景观都相应发生了改变，并使得在趋向新的平等联合的世界关系内部重展陆海互动。
无疑，在以权力竞争为逻辑的世界地缘政治和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理念的全球连带政治的空间视野中，陆地和海洋呈现出不同的相互关系和特点，两种视野（及其张力）共同构成了世界历史地理经验的不同可能。从“以国与国之间的竞赛”为世界性特征的“新战国”体系出发，“所谓‘冷战’、‘后社会主义’、‘文明冲突’、‘全球化’不过是‘战国式竞赛’的具体表现”[3]，这一逻辑反映到世界地理空间的运动上，则陆地与海洋均被置入于地缘政治战略竞争的视角下加以审察；然而，一种“战国式”秩序观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的内在关系及其历史运动的所有方式和可能性，借用马克·劳伦斯（Mark Lawrence）在评论皮埃罗·葛雷吉塞斯（Piero Gleijeses）精彩的新冷战史研究著作《冲突的使命》（Conflicting Missions）时所说的话，即“国际主义”仍然有它自己的生活[4]。中巴公路将中国西北边疆向亚洲内陆连接，坦赞铁路也为赞比亚的内陆地区打通了出海通道，使其向海洋接通，如果中国与亚非的联合让我们联想起魏源沟通亚洲、非洲大陆以“迂回包抄”海洋势力的战略路径，那么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世界的陆海关系也同时伴随20世纪新世界政治的实践与探索而被纳入一场深刻的地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2]1965年，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并在这一年中国宣布无条件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建设连接两国的铁路；也是在同一年，巴基斯坦方面向中国提出请求援建中巴公路，并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应允。
[3]王铭铭：《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三联书店，2012年，第8页。
[4]参见马克·劳伦斯：《非洲冷战中的热战—评〈冲突的使命〉》，邓峰译，《冷战国际史研究》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