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美国史学：从客观性到后现代主义挑战
作者：彭艳艳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客观性”自19世纪末在美国史学界被奉为圭臬以来，对20世纪初美国史学专业化的建设以及美国史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
比尔德的思想里蕴藏着实用主义观点，他极力倡导历史要为现实服务，要为当前的需要提供对国过去的叙述，他极力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做法；在他看来，历史为人类而存在，而不是人类为历史而存在。比尔德强调研究主体的行动、重视研究者的思想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固然值得肯定，但是，这种强烈的主观性往往过于绝对，从而使得他又成了主观性的绝对主义者。
总的来说，比尔德和贝克尔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许多共同的观念。他们都认为全面、准确、客观地重现过去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历史的客观性仅仅是一个高贵的梦想。
（三）在批判与反思中重建客观性规范
相对主义者的论点从一开始就遇到各种责难和批评。亚瑟·洛夫乔伊认为，贝克尔和比尔德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历史学家的直接社会目标，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们职业所关注的范围以及把他们的价值观和愿望表达出来的那种复杂渠道。他还谴责时代错乱的表达方式是依据相对主义原理而造成的结果。尤金·巴尔克为“探索客观真实”做了辩护，他指责相对主义者“为了预想的社会目标而提出半真半假的事实，进行巧妙的掩盖……”查尔斯·安德鲁斯则认为，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就会损害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过去”是可以通过“过去”的眼光来审视的，不必把“现在”拖进“过去”之中[1]。
与以上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库欣·斯特劳斯在批判相对主义者的同时也作了自身的反思，斯特劳斯首先肯定了相对主义的某些作用：“贝克尔对‘冷冰儿硬性的事实’和‘客观超然’的态度这样一些公认的偶像发动了一场致命的攻击，尽管贝克尔的理论还远远没有构成一种历史哲学。”[2]诚然，相对主义者看到了历史认识的局限，打破了前人盲目的自信，使历史学家在面对丰富多彩而又无法确知的历史时，多一点谨慎和谦逊。与此同时，斯特劳斯也批评了贝克尔和比尔德“夸大”的实用主义价值和怀疑主义，认为怀疑主义不能建设性地提供可以取代的东西，却产生了威胁，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一些不自信的历史学家甚至还认为贝克尔和比尔德就是历史学界的“马丁路德”。
事实上，相对主义所带来的冲击并没有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所设想的那么大，相对主义者带来更多的是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破坏性的后果。相对主义者的批判尽管有力，但也漏洞百出。贝克尔和比尔德都算不上系统的思想家，他们的叙述往往十分松散，且前后矛盾。他们都过分拘泥于科学家所谓直接观察与历史学家所戴着的有色眼镜所看到的东西之间的差别，事实上，自然科学家所标榜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从来都只是一个神话，自然科学家在研究和观察过程中也常常戴着有色眼镜，尤其是二战以后，科学家的“法官形象”也倒下了，相对主义者唯科学是瞻的论点也失去了根基；此外，相对主义者对历史学家探求历史真相的努力，持过于悲观的看法，贬低历史学的求真价值，他们虽然倡导主体的能动性，但也极易使得历史主体为了党派、个人利益而歪曲历史事实，他们“沉溺于主观随意性，接踵而至的不是固步自封，顽固执拗，便是看风使舵，曲意编织”[3]。
尽管相对主义史学思想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对历史学的客观性的批评所带来的功绩不容置疑，它提醒人们对历史研究主体的重视值得我们思考，它推动了历史客观性规范的重建，在对相对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过程中，信仰历史客观性的历史学家开始修正让“史料自己说话”的信念，他们对“客观性”一词的使用也变得更加谨慎，“客观性”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历史学家对他们学术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价值观念的支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也有了新的理解和更为温和的态度：“重
[1]2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第357～364、556页。
[2]3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第248页。
[3]4二战爆发后，在美国学术界对纳粹和苏俄一边倒的批判氛围中，美国史学又回到了一个趋同的轨道之上，这就是反专制的、重申美国式自由理想的“冷战共识”，历史学家们纷纷加入对伦理相对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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