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美国史学：从客观性到后现代主义挑战
作者：彭艳艳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客观性”自19世纪末在美国史学界被奉为圭臬以来，对20世纪初美国史学专业化的建设以及美国史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
矛盾，就迫使观察者去‘解构’每一种文本，以便揭示出其意识形态的成分。每一种现实都不仅仅是通过言谈的话语去与人交流，并且也以一种极其根本的方式就由它们所构成”[1]但伊格尔斯绝不赞同“现实并不存在，唯有语言才存在”这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伊格尔斯立言，“确实，每一份历史叙述都是一种构造，但它是从历史学家与过去之间的对话之中所产生的一种构造。它并不是在真空之中出现的，而是出现在一个对‘说得通’具有共同标准的许多探索者的心灵之中。”[2]也就是说，语言虽有其隐晦模糊的部分，但要透过语言文本来了解历史事实，仍是可能实现的目标。
阿尔普比等人也积极回应了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挑战。她们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极端怀疑主义，提出用务实的实在论重建历史学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以求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条件下伸张历史学的求真价值。虽然她们也接受后现代主义者某些观点，如承认文本与语言的模糊部分，撰史过程中后设叙述存在“主观性”等问题，但她们更为主张的是语言与文本公共理解的可能性，强调了历史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以及研究者不断探索的实践过程。这既肯定了史学研究的实证基础，也确认了史学研究广阔的开拓前景。
总之，在应对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的过程中，史学的“客观性”根基得以保留，但其亦作了些改变。历史家不再强调可能做到完全客观或是全然令人满意的因果解释，但必须要竭尽所能对历史作最客观之解释，“客观性”这一高贵的梦想永远值得职业历史学家为之奋斗。
四、结语
一战前，历史学的“客观性”自19世纪末在美国一直受到职业历史学家们的一致推崇，“客观性”就好比美国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上帝”，历史学家普遍相信探寻客观真相的可能性；一战后，“客观性”开始遭遇相对主义的围困，对此，美国职业历史学家积极与相对主义对话，于四五十年代又重建了“客观性”的规范；60年代伊始，史学危机再度来临，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的狂潮又借助语言学理论，再度侵蚀历史学的“客观性”，历史学家们再度以开放潜修学习的心态应对，寻求并建立了更富时代性的“史学客观性”，美国史学家们所追求的“客观性”这一史学根基的内涵也因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更具深度广度、更为博大。
作者简介：彭艳艳，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历史学馆员。广东深圳 518102
[1]2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34页，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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