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以W市的调查为例
作者：孟芯纬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酒吧在中国大陆的城市中迅速铺开，各式各样的主题派对活动也应景而生。
舞仿佛不再受到智力的控制），驱逐灵魂（灵魂在酒精的作用下麻醉了睡着了）”[1]。而且，酒吧的各式派对也多源自于城市“规范性”空间的生活，它极为擅长地解构了“规范性”空间的普世规则，并将这一部分规则加以改造和逆转，通过夸张的派对道具和流程，在酒吧中重新演绎。“规范性”空间生活是以理性为本位的，从城市人的互动关系上来分析理性，会发现，每个在“规范性”空间中的城市人都处于“受监护状态”，一切行为都需要符合被监护的规则和要求，“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2]。当下的城市生活不会允许某一社会成员在“规范性”空间中被弃置于去监护化的状态，空间的规范性与道德性被认为是它的天然属性，它要求空间中的每个人都理应承担被监护的义务。从城市空间的整体意义上来说，“规范性”空间的全景敞视主义使得城市人必须拥有理性的行为与思想，人变成了“理性的动物”，“规范性”空间不断地告诉城市人去“理性思考吧，思考多少、思考什么都行；但是要服从”[3]。作为最应该具有动物性品质的城市青年，在理性的监护之下，俨然变成了空间的奴隶。在“规范性”空间中，自由选择是被驱逐的，青年人必须要以理性作为其本真性的伦理要求。但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空间的流动成为可能，异质性空间的突然介入，对于本土的原生性空间形成了理性意义上的对抗。在对抗中，异质空间内的种种反本土空间的原真规则理性的特质被放大了，由此，戏仿成为可能。“戏仿作为后现代文本生产的症候是社会、文化转型的产物，具体而言就是尼采以降感性对理性暴动的产物，”[4]非理性的感性成为反抗的武器，不断生产着异质性空间中消费者的动物性，理性与动物性的对抗规避了康德意义上的“灾祸”[5]。
从W市男孩女孩酒吧的“睡衣之夜”派对看去，原本属于私人“规范性”空间生活的睡衣在这被改变了其本真的居家属性。在改造和逆转“规范性”空间的规则过程中，派对将戏仿者的身体和动作“色情化”[6]，戏仿者此时成了“规范性”空间中人们所厌恶的和避而不谈的代表，但是在酒吧中他们却被中心化了。以此，在完成对普世性的、严肃的身体政治的消解时，酒吧派对的解构功能也即完成，感性压制了理性的介入，戏仿的戏谑意涵被充分暴露在这座城市的异质性空间之中。酒吧派对主题的选择必须具备紧密的可感体验，其在形式上也必须是在城市光鲜亮丽的表征中是所被禁忌的部分，只有当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冠以另类体验的头衔，酒吧派对的戏谑能指才可实现。酒吧派对生产出来的所有能指必须指向与其对立的城市空间和与其对立的生活方式，只有对立，才会有批判，才会有反抗，才会跨越理性。
（二）酒吧派对对城市青年的解离与重构
城市青年作为酒吧派对的受众群体，在酒吧派对中完成了自我规范性人格的解离，重构了其回归动物性的禁忌角色。自我规范性人格是城市青年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本质特征，是“规范性”空间文化在其社会成员身上的主观表征，作为阿波罗型的“规范性”空间，它生产出城市青年被规训的自我规范性人格。城市的规范性不管是在空间的统一还是人格的统一方面，都会生产一种模式化的城市景观—商品化的阿波罗型空间景观，这不仅导致了压抑的城市氛围，也稀释了城市青年的更多其它可能性。创造异质性空间的迫切性被认为是解构城市和城市青年阿波罗人格的第一步，这不仅会招致来自“规范性”空间“真实道德”[7]的批判，也会被城市青年视作空间区隔的在场。酒吧的异质性决定了“真
[1]葛红兵：《正午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0～380页。
[2]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3]5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6、118页。
[4]殷学明：《戏仿：后现代文本生产的症候》，《文艺评论》，2012年第5期。
[5]6“色情化”在W市的酒吧派对中表现为以消费女性身体为主的第二性符号表征和以消费男性身体为主的第一性符号表征。
[7]“真实道德”是“规范性”城市空间的标准道德，它以维护城市的规则与理性为出发点，拒斥所有其它破坏规则与理性的可能，它的真实性源自于“规范性”空间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