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以W市的调查为例
作者：孟芯纬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酒吧在中国大陆的城市中迅速铺开，各式各样的主题派对活动也应景而生。
实道德”的批判在其自身立场的失真，并不断生产其自身的道德和规则—在这里，所有被禁忌的都是“合理的”。在酒吧派对中，荒诞即人格，酒吧中的城市青年凭借派对赋予的狄奥尼索斯式酒神精神，避免了“规范性”空间中诞生的“悲剧”。至此，酒吧派对完成了对城市青年自我规范性人格的解离。
城市青年在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中，转变为“规范性”空间规则的“主人”，并实现自我的解放，践行了其自身“青年性”[1]的再生产。可以唤起城市青年自我原始欲望的方式和空间不是普遍存在的，在“规范性”空间中，原始欲望是不被标榜的，它的功能仅仅体现于破坏标准生活的可能性上，并不被承认是构成完整的人的一部分。原始欲望的剥离，使得城市青年的欲望趋于标准化，旨在成为标准化阿波罗型城市空间生产活动的劳动者。酒吧派对是城市青年无意识自我解放的载体，是连接城市青年原始欲望与日常禁忌的结点，狄奥尼索斯式的酒吧空间赋予城市青年的狂野与野蛮显得并不可耻。为了避免成为空间和规则的奴隶，城市青年需要一定的动物性去调和意义不断强化的规则性，大城市生产出来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独处、反复无常的怪癖、高贵生活的奢侈”[2]等行为在这一意义上被合理化了。城市青年不是葛兰西所说的“被驯化的大猩猩”，“规范性”空间的“正式生活”对城市青年造成了过分的压抑，而对于延续城市文明来说，这种压抑并非必不可少。人作为人的根本条件是人的总体性，具备动物性和人性的结合体是个体实现自我总体性的必需条件。人性可以在规则的支持下养成，但是动物性却因为与禁忌相冲突，总是被规则所扼杀。在酒吧派对中，城市青年的动物性不再受到“规范性”空间的约束，他们通过不断悖反“规范性”空间规则—猎艳、乱舞、“耗散”式的消费，实现自我动物性的解放，它“不是虚假的，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动物性的解放，相对于生活和工作，更大程度上的解放”（访谈资料，被访人SYP，20180825）。被访人SYP认为，虽然酒吧是社会人建立起来的，也是人性多于动物性的人建立起来的，但它不是动物园，也不是斗兽场，它有自己的规则，它的人性比动物性更多，人们进入酒吧获得的并不是一种虚假的动物性解放。“规范性”空间将城市青年人伸缩为普洛克路斯忒斯结构的标准模型，但在酒吧派对中，他们被还原为“应有”的样态，成了拥有欲望和叛逆的原真性个体，重构了城市青年去理性化的、夹持动物性的禁忌角色。
（三）酒吧派对中的虚假与真实
酒吧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城市空间，它的本真性被界定为“虚假的真实”[3]。在异质性空间中发生的行为（戏仿的与非戏仿的）都必须符合异质性空间的道德和规则，“规范性”空间的行为在酒吧中是被嘲笑的对象，是刻板与做作的能指。基于不同的落脚点观察城市空间是区别虚假与真实的原初方法，在酒吧中虚假即真实，所有叛逆的虚假能指都是这座空间最真实的意象，所以，酒吧派对中的反叛能指，是直接控诉“规范性”空间中的不可能性。跳出异质性的空间再去观察，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也往往会被看作是虚假的—这种异质性空间内的异质性活动是伪解放和伪解构的，它不能成为整座城市解放和全体城市青年解放的堡垒。于此，它被划入“规范性”空间可自行忽略的次要部分，虚假的终将被定义为虚假。在这里，鲍德里亚的“超真实”[4]被打破了，一方面是因为“规范性”空间的生活拒绝接受酒吧派对去拟合其规则性与“真实道德”，拒绝赋予异质性空间中任何行为以真实的意义；另一方面，酒吧派对主动戏谑与嘲讽着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它的自身），在物理意义和意识层面主动与“规范性”空间区隔开来。酒吧作为异质性的城市空间，正是因为其相对的虚假性，所以才可以生产出城市生活中的另外一种可能。城市青年裹挟着宣泄的心理参与到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中，更多地释放其在工作和家庭中羞于表达的那部分情感，在此意义上，酒吧成为展示城市青年自身另一面的景观。但
[1]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0～95页。
[2]格奥尔格·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
[3]在酒吧中，“虚假的真实”其实是相对于“规范性”空间的真实性来定义的，真实意味着通识意义上的正确和合道德性，而虚假意味着对“规范性”空间的悖反。当然，酒吧中的虚假并不意味着不可感知和欺骗。
[4]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