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以W市的调查为例
作者：孟芯纬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酒吧在中国大陆的城市中迅速铺开，各式各样的主题派对活动也应景而生。
是，当城市青年回归“规范性”空间，继续接受其规则和“真实道德”的制约后，他们又幽怨地控诉酒吧派对无非是“一群虚伪的人在一个虚伪的地方干虚伪的事”（访谈资料，被访人HXY，20180820）。城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生产出来更多的压力，W市已经不是想象中的小城，被访人在酒吧派对中感受到这一空间的虚伪与虚假，透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虑感。虚假过后，一切归于平静，城市青年重新开始同质性的真实生活。
酒吧派对的所指是去搁置化的，它生产出一种不作保证的所指的功能性，因此，它最终并不会被“规范性”空间同质化。依托资本盈利的逻辑，它将其原初功能的边缘位置留给了城市青年去实现自我的整全性和召唤自身的动物性。酒吧派对是反康德式的美学实践，是反理性的感性经验实践，簇拥着立即的感官快感，它否定了精英文化和抽象思维所生产美的美学表征，并宣称只要足够虚假，“美”就足够明显。康德式的美学太过歇斯底里，它以理性为前提，以文化资本为基础，所以，康德式的美学必然要存在于“规则性”空间中，并与规则和“真实道德”相互交融。但在酒吧派对中，反康德式的美学已经不再是“规范性”空间中的一般意义上的解释，文化资本只是虚假命题，酒吧异质性创造的“无知之幕”，已经隔断了文化资本的动能，戏仿的意涵因此获得更加充分的展示与互动。在酒吧派对中，城市青年必须要学会用虚假来解放自己，回应真实以及生产自我。
五、结语
在中国大陆，从空间权力结构审视酒吧的发展，发现那些“传统隐秘的地方性酒吧，逐渐被大型雅座酒吧取代，新酒吧结合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空间，提供了更多监视及展示的机会”[1]。如何规避“规则性”空间对酒吧和城市青年的规训，成为重新审视酒吧派对戏仿功能的引子。笔者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即使在新酒吧和连锁酒吧崛起的背景下，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仍具备两种功能。
首先，是重塑空间属性的功能。酒吧派对生产了属于自身异质性的、游离于“祛魅”与“返魅”之间的反叛空间[2]，空间的相对虚假性其实是酒吧自身异质性的真实表现，酒吧派对将理性束之高阁，成为窥视“规范性”空间中的荒谬与同质的可感存在物，也即完成了自身的去“规范性”。在“规范性”空间中，个体总会在其中发现某些意义，所谓的意义，也即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适应工作与生活所赋予的责任，承担起作为其中一员的义务。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与酒吧空间的去“规范性”，一方面表现在它拒绝意义，不保证提供某种“规范性”的功能和作用的可能；另一方面体现在它提供给青年人以巴塔耶式的欲望，并允许其公开表达。而在规范性”空间中，任何巴塔耶式的欲望都是“犯罪”的前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种欲望常常会违背“规范性”空间的伦理与规则。其次，生产“异类”体验的功能。酒吧空间是“漂移的小船”[3]，它与城市其它空间，尤其是严谨的“规范性”空间始终保持着距离。作为戏仿的酒吧派对不断地反转、否定或中止“规范性”空间中支配性的惯常规则与认知，因此，在对酒吧派对的介入和互动中，城市青年起获不可多得的“异类”城市经验和去“规范性”城市生活经历。它预示着青年人自我“整体性”[4]存在的可能性和对自我“规范性”人格越界的可能性，并尝试着在无意识的情况
[1]Featherstone M, Hepworth M,B.S. Turner, "The Body: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21,no.3,1992,pp.390.
[2]酒吧派对的“祛魅”源自于酒吧空间的祛魅化，酒吧空间的稀缺性成为酒吧魅惑力的感受阈值高企的根源，但在当下，W市中已经遍布了大大小小二十多间风格各异的酒吧，所以对于城市青年来说，酒吧从未知到已知，是源于其魅惑力的感受阈值不断降低。酒吧空间的祛魅化，实现了酒吧派对的“祛魅”。“返魅”对于酒吧派对来讲，是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酒吧通过举办主题派对戏仿“规范性”空间中的一切，而在戏仿的过程中，生产了城市青年自身多重不可言说的异质性感觉，对于这种不可言说之物，城市青年在酒吧中必须保持沉默，以继续耗散式的体验。
[3]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Paris:Diacritics, 1986.
[4]青年人的自我“整体性”应该是多向度的，“规范性”空间的生活创造出来的城市青年并不是完整的个体，空间的理性与规则，自行帮助青年人规避了自我的多重本真性，尤其是被视作禁忌的动物性，而只留下有助于空间再生产和资本再生产的向度，酒吧派对的功能就是要激发城市青年的另外向度，包括违反理性与反规则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