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美国海军佩里舰队眼中的澳门
作者：刘啸虎 2021-08-10 11:25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19世纪中期美国海军佩里舰队观察下的澳门，更多是美国人眼中（或文化印象中）的澳门。佩里舰队将彼时的澳门简化为几个“澳门符号”去理解和观察，澳门本身的角色只是历史和政治的舞台。佩里舰队眼中真正的主角，是澳门这个舞台上的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即衰败没落的老旧帝国和如日中天的新兴帝国在澳门如何表现。至于生活在澳门这个东西文化交融之地、保持着独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于佩里舰队而言更多只是一种文化猎奇的观察对象而已。
……军舰和大型商船进入澳门，要在沙沥外驻泊，那里到澳门城区尚有3-5英里的距离。这让其与海岸的交通往来一直非常不便，起风天气更是完全中断。考虑到这一点，加之其他原因，促使司令官建议将海军补给站转设在香港。佩里司令官在与海军部长的信件沟通中，就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深度的见解。他声明，考虑到种种不便与后续拖延，再加上供舰队使用的物资—尤其是煤炭—从美国本土运抵澳门，再用船运送上岸，成本更是进一步增加。他从前即看到了在香港设立补给站的必要性，那里原本就是军港，不过彼时由于俄勒冈问题产生的扰动，与英国关系破裂的风险似乎逐渐逼近，这一想法遂被打消。如今威胁已不再，毫无疑问将美国政府的财产置于香港，会比防卫薄弱的澳门更加安全。香港具备驻泊锚地的一切优势，即便最大型的船舶也可以在那里平静的水域中停泊。700码的陆地上建有完备的设施，可以在各种天气条件下运输各种货物，无论是从岸上运到船上，还是从船上运到岸上。香港唯一要克服的缺陷，是卫生条件差。不过，这个问题影响不到海上，船只可以免遭肆虐于陆地上那些有害病源的恶劣影响。香港还有额外的优势，那里本身就是能采购到各种补给物资的市场，这正是一支海军舰队所需要的，而且船只在那里进行维护修理十分便利。海军部尚就采取行动悬而不决，司令官则做了一切必要的前期准备，在香港建立了加煤栈和其他后勤补给设施，命令煤炭补给船和运输船在那个港口卸货。[21]
几年前由葡萄牙水手自行制造的驻澳门军舰爆炸事件，更是佩里舰队必须记录的内容。《日本远征记》记载道：“葡萄牙轻型护卫舰‘唐·约翰二世’号（Don John the Second）正是在氹仔停泊时突发爆炸，当时美国小型单桅军舰“马里昂号”（Marion）就在该舰旁边停泊，提供了大力的救援。一般认为，这艘葡萄牙军舰爆炸是舰上的炮手蓄意而为。当天是某个一年一度的葡萄牙国家纪念日，早上这名炮手因疏于做好纪念仪式的必要准备工作而遭到过舰长的责罚。”[22]文德全神父指出，这一记载实际有误，被炸毁的军舰并非“唐·约翰二世”号，而是“玛利亚二世”号。[23]威利特·斯伯丁则记载正确：“可能就是在我们停泊的地点，几年之前一个水手为泄私愤而点燃了葡萄牙护卫舰‘唐娜·玛利亚’（Donna Maria）号的火药库。船被炸上天，爆炸声轰然如雷，军舰化为残骸碎片。”[24]之所以佩里舰队就此事深感兴趣，正在于其有着更加明确的“强国没落”意义。至于前揭萨默斯事件和总督亚马留遇刺事件，作为19世纪中期影响澳门与香港、广东以及葡萄牙与英、中关系的大事，在澳门当地有着震撼效应。其中萨默斯事件引发葡萄牙与英国之间激烈的外交冲突，最终以英国政府正式向葡萄牙政府道歉并给予赔偿的方式解决，即葡澳当局实际上保全了尊严。[25]关于亚马留遇刺事件，彼时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亦言：“亚马勒（即亚马留）先生之死引起了外国人的普遍痛惜。他在对付中国当局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勇气和坚定为自己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但是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也使自己成为了暗杀的目标。”[26]但在佩里舰队这里，这两起事件都成了美国人判断衰败没落的老旧帝国和如日中天的新兴帝国之间差距的风向标。佩里干脆将这两起事件评价为“葡萄牙国运衰败和民族性没落的有力证据”[27]。心态之急迫，于此即见一斑。
[21][22]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1852,1853, and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P.347; P.347.
[23]文德泉：《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第243页。
[24]J. Willett Spalding. The Japan Expedition: Japan and Around the World. An Account of Three Visits to the Japanese Empire with Sketches of Madeira, St. Helena, Cape of Good Hope, Mauritius, Ceylon, Singapore, China, and Loo-Choo, P.87.
[25]相关研究可见[澳]杰弗里·C.冈恩著，秦传安译：《澳门史：1557～199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马锦强：《1849年詹姆士·岑马士事件研究—英国与澳门早期关系一个案》，载范立舟，曹家齐主编：《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607页。
[26]《伦敦新闻画报》第15卷，第374号，1849年11月10日，308页。见沈弘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76页。
[27]Matthew Calbraith Perry, Lambert Lilly, Francis Lister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1852,1853, and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P.348.但佩里也承认，此事由英国人而起：“这个年轻人（指萨默尔）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或许这般奇特的展示于他而言完全是对自己虔诚基督教信仰的冒犯侮辱，也或许这样不足以允许他接纳其他宗教观点和信仰的差异。出自心中的宗教热忱，以及对其他信仰的误解，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对如此盛典公开表达蔑视的念头。于是，他有意站在游行队伍要经过的路中央，拒绝向从自己面前经过的主办脱帽致敬。”其结论明确：“正是此人那不合时宜的宗教狂热才导致了这场兵戎相见。”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