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归主”下近代传教士在华女俗“教化”进路与显隐效应*
作者：张小玲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女俗“教化”被近代西方传教士视为在华播扬福音的重要课业，他们认为“得到了这些女孩，就得到了这个民族”。基于中西文明优劣等级排序，传教士们打造了西方女俗“样板”作为在“半教化”之近代中国进行女俗“教化”的参照，在“教化”进程中“纳中入西”，在批驳与攻讦间植入西方样板。传教士们的女俗“教化”实践，不经意间充当了近代中国女权运动思潮的启蒙工具。然而，不管是“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十字军运动”，还是“拯救异域姐妹灵魂”的光辉，都掩饰不了“中华归主”的野心。在“中华归主”的荫罩之下，近代西方传教士们在华女俗“教化”课业偏颇中裹挟着征略先锋的嫌疑。
四、女俗“教化”的显隐效应—女俗改良、播扬福音抑或征略[38]先锋
“无心插柳柳成荫”，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清扫在华传教障碍的过程中，通过西方女俗“样板”的展示及批缠足、批殉节、批妾制等女俗“教化”实践，不经意间充当了近代中国女权运动思潮的启蒙工具，撼动了传统中国社会“抑阴扶阳”的基石，向闭关锁国的晚清中国民众播扬了“男女平权”的“福音”。当时的维新派人士颇受影响，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他们开始重新构建“变法”时代的妇女观，尝试借西方之镜鉴打造中华女性“强国保种”的国民之母形象。“女界之卢骚”金天翮于1904年著“令人振聋发聩”的《女界钟》，“吾先被发裂喉，告我二万万同胞之善男子曰：凡身领压制之况味，凡受压制之苦痛之人，必腐心切齿于压制政体，不愿世间有此等恶现象”[39]，号召社会各界“张女界之革命军，立于锦绣旗前，桃花马上，琅琅吐辞，以唤醒深闺之妖梦者”[40]。康有为提出“女子未有异于男子也，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41]的男女平权主张，梁启超在儒教、佛教、西方基督教“三教融通”的基础上主张男女平等，而谭嗣同则将儒家之“仁爱”、佛教之“平等”、西方基督教之“博爱”三者杂糅一体，提出“男女内外通”之说[42]。谈及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影响时，胡适认为：“他们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了我们不少教训，其中最大一点就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43]。“中华归主”共同理想下近代传教士在华女俗“教化”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女界灵肉解放的醒觉。然而，国力悬殊情境下裹挟的文明“交流”必然携有“征服”的因子，在“纳中入西”的“中华归主”征途中，“狭隘的传教驱动”与“西方沙文主义”始终与传教士们主持的女俗“教化”课业如影伴随[44]。不管是“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十字军运动”还是“拯救异域姐妹灵魂”的光辉都掩饰不了“中华归主”的野心。在“中华归主”的荫罩之下，近代传教士们在华的女俗“教化”是偏颇的、不彻底的，甚至有征略先锋的嫌疑。
[38]在萧伯纳戏剧作品《The Man of Destiny》中，萧伯纳借了拿破仑的嘴说：“……当他要替曼却斯脱的工业制造品找一个新市场的时候，他先派些牧师出去宣扬和平的福音。然而土人们伤害了牧师了，于是英国人立刻跳起来拿枪保护基督教；为基督教而战争，而征略，而且谢谢天赐，占领了那新市场。”参见倪平编：《萧伯纳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39][40]金天翮：《女界钟》，陈雁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9页，第43页。
[41]康有为：《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42]谭嗣同：《仁学》，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5页。
[43]胡适：《人生大策略》，邹世毅、刘周堂选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12页。
[44]史伟明：《晚清女传教士在华差传与中国女性启蒙—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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