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归主”下近代传教士在华女俗“教化”进路与显隐效应*
作者：张小玲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女俗“教化”被近代西方传教士视为在华播扬福音的重要课业，他们认为“得到了这些女孩，就得到了这个民族”。基于中西文明优劣等级排序，传教士们打造了西方女俗“样板”作为在“半教化”之近代中国进行女俗“教化”的参照，在“教化”进程中“纳中入西”，在批驳与攻讦间植入西方样板。传教士们的女俗“教化”实践，不经意间充当了近代中国女权运动思潮的启蒙工具。然而，不管是“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十字军运动”，还是“拯救异域姐妹灵魂”的光辉，都掩饰不了“中华归主”的野心。在“中华归主”的荫罩之下，近代西方传教士们在华女俗“教化”课业偏颇中裹挟着征略先锋的嫌疑。
谢和耐认为基督宗教是以“一种启示的、专断的和排他性的，以超越了人类理智的奥义为基础”的宗教[48]。基督宗教的“排他性”与“专断性”，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列强的中土殖民之路提供了助力，传教士们在华女俗“教化”课业难免有征略先锋的嫌疑。“谁有胆量去把一个曾给予世界这么多东西的文明古国变成殖民地呢？那么,首先只有对它进行诋毁。然后由大炮来摧毁它”[49]。在文明优越感的放大镜下，传教士们打造了一个失真的西方女俗“乌托邦”；在傲慢与偏见的驱使下，传教士们也打造了一个东方“半教化之国”。一方面，他们不遗余力地向中国民众宣扬“耶稣福音所至”“男女无不平等”的“乌托邦”—没有缠足之苦、没有纳妾之弊、没有溺毙女婴之恶。另一方面，传教士们打造的“半教化”之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其母国民众对中国的感观，“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传教士的见闻,可是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解析常常误导了他们”[50]。远在法国的孟德斯鸠，即使他从未造访过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但在听闻访华传教士的中国印象描述后，他眼里的中国人亦是：“他们是地球上最会欺骗的民族”。传教士们的误导让民众进一步认为中国是一个需要“感召”与“拯救”的国度，忘记了古老的中国文明曾经对泰西诸国的哺育与贡献—“欧洲从中国所得到的，除茶与丝绸之外，还有指南针、印刷术、中国式代数、火药、最早的火枪”，这些排斥让“18世纪末中国之欧洲的名声已一落千丈”，“明代的中国咖啡具仅剩下一些残片”；忘记了异域文明交流的交融与张力—不管是孔子还是苏格拉底自有他们各自的庙宇。“对中国的排斥就是起这样的作用，这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序曲”。“中华归主”下包括女俗在内的“纳中入西”“教化”策略，是近代中国自上而下的文明信心危机的诱因之一，近代国人一直在“全盘西化”与“全盘化西”之间困惑游离。俯视之下的文教征略进程中，“福音”布道者不自觉变异为拉开西方殖民近代中国序幕的“引路者”。
[48][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页。
[49][法]艾田蒲（Rene Etiemble）：《中国之欧洲（下）》，许钧、钱林森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8页。
[50][美]斯蒂芬妮·萨顿：《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李若虹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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