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归主”下近代传教士在华女俗“教化”进路与显隐效应*
作者：张小玲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女俗“教化”被近代西方传教士视为在华播扬福音的重要课业，他们认为“得到了这些女孩，就得到了这个民族”。基于中西文明优劣等级排序，传教士们打造了西方女俗“样板”作为在“半教化”之近代中国进行女俗“教化”的参照，在“教化”进程中“纳中入西”，在批驳与攻讦间植入西方样板。传教士们的女俗“教化”实践，不经意间充当了近代中国女权运动思潮的启蒙工具。然而，不管是“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十字军运动”，还是“拯救异域姐妹灵魂”的光辉，都掩饰不了“中华归主”的野心。在“中华归主”的荫罩之下，近代西方传教士们在华女俗“教化”课业偏颇中裹挟着征略先锋的嫌疑。
女俗[1]即与女性相关的风俗与习俗。自清季末期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传统中国固步自封的大门，大批西洋人士携洋货、洋观念涌入中土。曾被康熙、乾隆禁教硃批限步中土的西方传教士再次接踵而至。“到19世纪末，在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传教士达三千二百余人，建立了四十个教区，教会达六十余个，发展信徒八十余万人”,“教会势力由沿海侵入内地，自通都大衢渗透到边远地区”[2]。传教运动的自主性具有不同于政治、军事、商业扩张手段的特征，其以“自己的方式表现西方世界的扩张欲望与能量”[3]。鸦片战争之前，美国传教士俾治文（Elijah C. Bridgman,1801～1861）就指出，全面的征服意味着“道德、社会、和国民性的转变”，文明征服的效果远远胜于“任何陆海军事力量、最兴旺的商业之刺激、或所有其他手段联合起来在特定时间里所产生的效果”[4]。相较于坚船利炮的“武攻”，传教士们认为通过“文教”更能广为播扬西方“精神之光”而撼动中土文明以最后彻底征服中国。如何让西方文明植入历史源远流长的古老中国，以西方文明样板解构并重构中华文明？成为近代赴华传教士们“纳中入西”播扬“福音”实现“中华归主”共同理想要克服的首要难题。相较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先行者对待中华文明“小心谨慎”的“文教”进路，此时的传教士们显得自信满满并大胆热烈，他们在迎合中又不失时机进行攻讦，在攻讦中又努力植入西方要素。女权之积弱是传教士攻讦中土文明的焦点，因为他们秉信“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些女孩，就得到了这个民族”[5]，因此，女俗“教化”也被籍为“中华归主”的路径之一。
*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五四前后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早期中国化及新时代启示研究”（项目号2019BS001）的阶段性成果。
[1]近代赴华传教士林乐知在《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中解释了“女俗”之范畴：“鄙人殚半生之精力。搜罗东西各国之古今经书、历史、道书、地理志、风俗通以及名人游记、烈女传志等书。凡有关于女俗者，或有关于教化之盛衰者，莫不采其精华，以为引证。”参见[美]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年第176期。《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出书启示亦介绍：“林乐知先生旅居中国四十余年所著之书甚多，而此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尤为先生晚年来最注意之作，盖先生之意，凡一国之中观其待妇女之法如何即知其国之教化如何风俗如何”。参见《万国公报》，1904年第182期，第64页。徐炳三认为：“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抵触的某些习俗也落入到他们改良主义的视野之中，其中就包括许多与女性有关的习俗。”参见徐炳三：《基督教与近代福建女俗改良》，《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
[2]吕美熙、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3]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4]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5]1883年一位赴华传教士在信中写道：“这些女孩们比男孩更需要得到训练，她们在将来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得到了这些女孩，就得到了这个民族。”转引自郭晓霞：《有意栽花与无意插柳—基督教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性别化传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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