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归主”下近代传教士在华女俗“教化”进路与显隐效应*
作者：张小玲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女俗“教化”被近代西方传教士视为在华播扬福音的重要课业，他们认为“得到了这些女孩，就得到了这个民族”。基于中西文明优劣等级排序，传教士们打造了西方女俗“样板”作为在“半教化”之近代中国进行女俗“教化”的参照，在“教化”进程中“纳中入西”，在批驳与攻讦间植入西方样板。传教士们的女俗“教化”实践，不经意间充当了近代中国女权运动思潮的启蒙工具。然而，不管是“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十字军运动”，还是“拯救异域姐妹灵魂”的光辉，都掩饰不了“中华归主”的野心。在“中华归主”的荫罩之下，近代西方传教士们在华女俗“教化”课业偏颇中裹挟着征略先锋的嫌疑。
传教士们打造的女俗“样板”没有突破宗教教义的限制，十字军东征中土播扬的女权是狭隘的女权，并非近代西方女权运动所倡导的真正实现男女性别平等的女权，此女权非彼女权，无论是价值理念还是性别观念，二者都有明显区别。Marjorie King在论及近代美国传教士在华女俗“教化”课业时认为：“传教士在华的作为与事业只能保守地视作美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女性特质的移植，而非女性主义所倡导的性别观与价值的输出”[45]。批缠足、批婚俗、批殉节、办女学等女俗“教化”真正是为了解放中国妇女吗？破除女子缠足之害，西方传教士们并非唯一的呼号者，中国人也有自醒。皇太极入主中原前就曾下谕：“裹足者，治重罪”，康熙也曾发布过“严禁缠足，违者严处”的法令。女子缠足不利于女子外出，不利于发展女教众，进而不利于“中华归主”，“批缠足”自然成为传教士们女俗“教化”的内容之一了。同样，办女学的目的并非为了向中国女性提供近代科学知识的系统教育以改变她们的“无知”状态，而是“为了培养有用的女基督教徒”从而“为基督征服世界”。1859年，教会女学毓英女中的创办人直言不讳道：“从一开始，创办女子寄宿学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中国助手们提供信仰基督教的妻子”。[46]1895年上海圣马利亚女校办学宗旨指出，该校旨在培养“有用的女基督教徒”，且该校女生“只准嫁给基督徒”[47]。
[45]转引自郭晓霞：《有意栽花与无意插柳—基督教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性别化传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6]史伟明：《晚清女传教士在华差传与中国女性启蒙—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7]吕美熙、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第39页。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