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归主”下近代传教士在华女俗“教化”进路与显隐效应*
作者：张小玲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女俗“教化”被近代西方传教士视为在华播扬福音的重要课业，他们认为“得到了这些女孩，就得到了这个民族”。基于中西文明优劣等级排序，传教士们打造了西方女俗“样板”作为在“半教化”之近代中国进行女俗“教化”的参照，在“教化”进程中“纳中入西”，在批驳与攻讦间植入西方样板。传教士们的女俗“教化”实践，不经意间充当了近代中国女权运动思潮的启蒙工具。然而，不管是“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十字军运动”，还是“拯救异域姐妹灵魂”的光辉，都掩饰不了“中华归主”的野心。在“中华归主”的荫罩之下，近代西方传教士们在华女俗“教化”课业偏颇中裹挟着征略先锋的嫌疑。
一、西洋镜里的中国群像
“异质文明的交往也是一种文化心态的交往。弱势文化在仰视强势文化时,往往会忽略强势文化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在强势文化的光环下,它的缺点也常常被遮蔽。”[6]在播扬福音的文教进路里，对他乡文明的观察与审视将有利于推进福音之光在异土的植入与融通。这些观察与审视首先从人开始，了解异土人群群体秉性是福音播扬的先行心理谋略。
不管是明末清初抵达中土的利玛窦、安文思、李明等先行者，还是鸦片战争前后涌入华夏的花之安、林乐知等人，都不乏对中国文化风俗、人群秉性的观察与审视。利玛窦在惊讶于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时，亦认为中国人具有“夜郎自大”式的自负：“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7]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亦认为中国人具有“令人难以忍受的骄傲”：“中国的长期延续和中国的其他优点，它使中国人形成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骄傲。他们对于自己国家及属于他们的一切东西都给与可以想象的最高评价；但对于外国人，他们极端蔑视，对于外国知识学术的长处，尽管他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也同样蔑视。这毫不奇怪，因为骄傲总是来自于盲目无知”。[8]
[6][8]周燕：《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2页，第6页。
[7][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国旅游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04页。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