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思性的儒学”—以梁漱溟思想中的“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为中心*
2021-08-12 17:59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二、1919年的非西方社会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双重性”
1919年在殖民、半殖民地区出现了堪称“1919年现象”的全球性的共同点。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形成单一化的体系，区域、殖民、国家秩序的复杂结构得到重组。中国的五四运动也需要与这一系列的过程联系起来去理解[9]。
“欧洲的知识界在一战之后，一度产生了质疑西方文明化和近代化的前景的氛围。但与之相反，美国和东亚地区则由于欧洲的这场战争出现了短期的经济繁荣，对西方现代性的可能性的乐观论占了上风。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深信，欧洲虽然变弱，但其文明化的某些核心因素仍然值得信赖。对于这些地区来说，一战并不意味着对作为文化、政治模式之全球根源的西方的地位发起根本性挑战。比如，非洲、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反殖民、反帝国主义运动势力继续用西方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议程（agenda）。”[10]
这一段描述很好地呈现了在步入近代的时期，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共同所处的令人讽刺（irony）的环境。即，虽然西方存在怀疑西方文明的气氛，但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所要面对的社会的双重状况却与之完全不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用反传统主义应对全面的社会文化危机，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传统与既有的政治、封建权力有着勾结关系。在中国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也不例外。《哲学》很好地说明了“1919年现象”在中国是如何呈现出来的。
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所说的那种，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仍试图用反传统主义来应对社会文化危机的强大势力。与之相反，从根本上怀疑西方现代性（western modernity），认为西方可能不是唯一的现代化模式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张君劢和梁启超就是明确表明这种立场的思想家。他们在一战后前往欧洲旅游，并分别写下《1919年至1921年旅欧途中之政治印象》（My Political Impressions During My Stay in Europe from1919 to1921）和《欧游心影录》。他们在欧洲遇到过哪些知识分子，并不清楚，不过可能接触过当时在欧洲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著作或者受其影响的知识分子[11]。
[9]五四新文化运动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国际变数联系起来研究，还要考虑到在“转型期”局面下大规模新知识分子的出现和他们面对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赵京兰：《五四新知识分子集团的出现和保守主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44辑，2009年12月。
[10]Dominic Sachsenmaier, Alternativ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Ⅰ: Glob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Approaches, Competing Visions of World Order Global Moments and Movements,1880s-1930s, Edited by Sebastian Conrad and Dominic Sachsenmaier, Palgrave Macmillan,2007, p.153.
[11]当然不能忽视五四运动期间，在中国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或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