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思性的儒学”—以梁漱溟思想中的“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为中心*
2021-08-12 17:59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目睹一战惨状的斯宾格勒撰写《西方的没落》批判西方文明，并预言其终结。斯宾格勒在1918年推出第1册，在1922年推出第2册。他在书中指出，“文明是一个文化不可避免的终结和命运。”梁漱溟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无法通过《哲学》去确认。但张君劢对《哲学》的感想很好地说明了梁漱溟的复杂心情。张君劢说，以前大家都想要学欧洲，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自己对其文化也有反省的意思。“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化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他自己常常在想这个问题，直到看到梁漱溟新著的《哲学》，发现“全书即是讨论此问题”[12]。这段话很好地表现了当时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但有一点要弄清楚，那就是梁漱溟并没有忽视中国人的自我检讨，而直接以自我肯定的手段接纳西方知识分子反思自己文化的现象。他也完全不能接受，不把身为文化主体的自己作为媒介而直接接纳外界对中国文化的评价的做法。这一点也是与被划分为东方派的梁启超、张君劢等思想家和梁漱溟最为不同之处[13]。这在梁漱溟冷静的现实认知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他敏锐地注意到了欧洲的状况和中国之间发展阶段的落差：
[12]罗志田：《“梁漱溟之问”的双重时代性》。
[13]被视为“东方文化派”的梁漱溟，其实很靠近新文化人。参见罗志田：《守旧的趋新者：梁漱溟与民初新旧东西的缠结》，《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第136页。参见罗志田：《异化的保守者：梁漱溟与“东方文化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