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自信与话语权构建*
2021-08-30 15:51 来源：深圳社会科学
冲击—回应模式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叙事和误导。中国的传统历史叙述到清朝就突然断裂了，而以近现代史的面目出现。这个突然的“断裂”姑且不论是否恰当，而在于这个前提下讨论近代史问题，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关系。如果说传统历史叙事的主题是以政治事件和制度史为特征的话，那么近现代史的标准是什么？这个历史节点恰恰是帝国主义入侵的1840年鸦片战争。关于近现代史叙事线索，史学界众说纷纭，“革命”模式和“现代化”模式交替出现，给近代史的叙事带来困惑。“革命”与“现代化”二元对立在于人们理解的狭隘，我们只是把它们视为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被动反应，而较少思考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脉络，割断了历史的连续性。研究明清史的学者，一般不怎么关注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的探索。这是因为近代史已经在现行学科体制内单独划分出来，从教学到研究成为相对对立的单元。近代史讨论的主题似乎与明清史无关，最多零散见于外交关系方面—比如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为近代史做些铺垫，从而证明天朝上国闭关自守的盲目自大，落后必然挨打的历史逻辑。其结果是明清史长期以来讨论的问题都被局限在一个传统社会的框架之内，明清社会如何衰落，新的因素如何受到旧制度阻碍而夭折，这种思维无意间强化了中国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靠自己已经无法改变，只能依靠外力推动的认知模式。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明清、甚至宋元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线索，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就突然消失了吗？在这种认知模式下，有关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线索论证极易陷入“冲击—回应论”的逻辑困境。